摘要：作为社会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历史社会学有颇为复杂的发展轨迹。无论是从学科性质、研究方法、研究议题、代表人物等维度梳理历史社会学的发展历程，还是以时间为线索呈现历史社会学的研究状况，既有研究都忽视了知识积累过程中的知识竞争和利益冲突。从知识运动视角来看，历史社会学中可以构建知识继承与反向运动这两种机制来进行过程分析。基于对结构功能主义和抽象经验主义的反向运动，历史社会学实现了结构分析路径的知识继承。受到文化转向的影响，文化主义者对结构分析做出反向运动，并引领了新一轮的知识继承。对文化阐释和意义解读的过度强调引发了认识论困境，从而推动了结构思维的辩证性回归。
“历史社会学家……是在一个丰富多样、错综复杂而又相对自由的生态环境下兴盛起来的。要理清它的头绪并不容易。”学者们对历史社会学的回顾和梳理或是进行方法论的总结，或是研究重要学者的思想，或是呈现思想的发展轨迹，或是辨析学科性质与研究主题。这些尝试均有助于增进对历史社会学的由来、演化和趋势的认识，但以时间为轴线的梳理往往暗含线性知识增长的前提假定，难以摆脱目的论色彩；从理论、方法、主题和人物等方面切入则有片面性和碎片化的嫌疑。更重要的是，既有的学术史梳理往往忽略了学术发展过程中的冲突与斗争，给人以既有的知识形态是必然结果的假象。
本文试图另辟蹊径，从知识运动的视角考察历史社会学复兴以来的发展历程。受科学主义影响，传统的思想史和学术史认为，学术发展是一个不断完善的累积过程。这一立场最有影响的代言人是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他在20世纪中叶指出，科学知识的增长只能通过纠正错误的观念而实现，人类认识世界与自我的历史就是不断摈弃被“证伪”的观念的历史。这种观点强调学术生产过程的“神圣”一面，受到自然科学家的普遍认可，并一度在试图效仿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界风行一时。但在几乎同一时期，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对传统的科学知识积累观提出了质疑，认为新旧科学知识的更替其实是不同世界观的较量，新的学术范式之所以能够取代旧的范式，原因只不过是它更符合当时的世界观，而不是它更加“正确”。库恩虽然以自然科学为研究对象，结论却对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在这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拒绝将人文与社会科学知识视为人们对客观世界的理性认识，而是强调知识生产中的人为与偶然因素，学术史的书写者也开始承认社会过程与偶发事件对学术内容本身的影响。知识生产是一种社会现象，而知识范式的转换由致力于新的理论、方法或概念框架的学术场域内的行动者发起并完成，这作为总体原则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学者的共识。然而，这种一般性立场在具体研究中意味着什么？如何在经验研究中贯彻这种立场？对于这两个问题，学术界并没有形成有效的共识。本文既是对历史社会学发展历程本身的分析，也力图以此为知识社会学个案，展示如何在研究学术史时给予社会过程和人为因素以适当的位置。
本文采用的“知识运动”概念借鉴了斯科特·弗里克尔（Scott Frickel）和尼尔·格罗斯（Neil Gross）对科学与思想运动（scientific/intellectual movements）的研究。弗里克尔和格罗斯从社会运动研究中吸取灵感，将科学与思想运动视为在科学或思想共同体中面临抵制情况下对研究议程或项目的集体追求。又将这一主张进一步理论化，将“知识运动”定义为特定学术场域内的行动者基于对学术地位在内的符号性利益的追求，结成一定的利益共同体，并以场域内通行的各种方式向对手施以符号暴力的行动。这个分析框架关注知识流变与知识竞争，旨在打开知识变迁过程中的“黑箱”。具体体现在学术史上，不同于其他学者强调思想变迁的理论内在联系和逻辑关联，本文认为学术发展是一种充满了偶然和斗争的社会过程。类似于社会运动充斥着不同行动主体的利益诉求、特定目标和观念冲突，学科内部的思想运动和发展脉络也不是连贯一致的，而是体现为不同理论范式之间的竞争、知识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对学术话语权的争夺。在经验层面上，本文重点回答两个问题：历史社会学脉络的内在机理究竟是怎样的？历史社会学的知识积累又是如何实现的？
理解历史社会学的学术脉络
20世纪中叶，在新一代学者对结构功能主义和抽象经验主义日渐不满的背景下，历史社会学在西方全面复兴。历史社会学在蓬勃发展的同时，其研究领域、分析方法、学科认知等方面也出现了重要分化。不少学者尝试从学科性质、研究方法、重要学者、研究议题以及时段划分等方面切入，厘清该领域的知识脉络和发展历程。早在1959年，C.赖特·米尔斯（C.Wright Mills）就强烈批判反历史取向的宏大理论和抽象经验主义，并宣称“所有名副其实的社会学都是‘历史社会学’”。这就要求每一社会科学研究都要具备历史视野并包含对史料的深入分析。菲利普·艾布拉姆斯（Philip Abrams）表达了相似的观点，认为就基本关注点而言，历史学和社会学根本就是一回事，均试图解开人类能动性的谜题，并都需要从社会结构化过程角度来理解，也必须基于时间顺序来思考。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也注意到，社会科学和历史学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交融主要是因二者具有高度的选择性和内在亲和性。米尔斯、艾布拉姆斯和蒂利均反对将历史社会学降格为社会学的次级学科，主张一切社会研究皆应是具有历史维度的跨学科研究。
聚焦于比较历史分析，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和玛格丽特·萨默斯（Margaret Somers）从认识论层面指出，历史社会学存在三种比较历史分析路径，即宏观因果分析、一般理论的平行展示以及情境的比较，这三种路径虽然在宏观社会研究中存在不同的适用性，但在理解社会秩序和社会变革的共同追求中互为补充。历史社会学的研究策略大致也可以分为三类：运用一般模型解释某种历史事件、运用概念发展出有意义的历史解释以及分析历史中的因果规律。詹姆斯·马奥尼（James Mahoney）和迪特里希·鲁施迈耶（Dietrich Rueschemeyer）建议将比较历史分析视为长期知识工程的一部分，该知识工程旨在解释实质性的重要结果。在研究者对数据收集和理论检验的新技术兴趣激增的背景下，马奥尼和凯瑟琳·泰伦（Kathleen Thelen）通过关注比较历史分析的三个核心特征——宏观构型取向、问题驱动的基于个案的深度研究、时间导向的分析——来探讨其持久影响，强调比较历史分析与其他分析技术的适应性、互补性和协同效应。马修·兰格（Matthew Lange）详细介绍了比较历史方法的性质、分析优势和最佳使用方式，强调比较历史方法具有深厚的历史研究传统和独特的方法论传统，它不仅融合了多种方法，还追求表意与通则、特殊与一般的兼容。兰格的分析彰显了比较历史分析的方法论多元主义，以及它相对于社会科学其他方法论传统的分析优势和研究潜力。
若要了解一个领域的研究进展，剖析重要学者的代表作是一个合适的起点。通过探讨9位历史社会学家的研究方案和分析策略，新生代学者期望传达历史社会学视野与方法的学术吸引力。定位于社会理论与历史社会学的交叉点，阿尔帕德·绍科尔采（Arpad Szakolczai）重构了6位反思性历史社会学家的治学历程，并围绕“现代性的眼光”整理了这些学者有关现代境遇的核心思想的内在关联。以学术背景、学科基本问题以及研究主题为焦点，郭台辉和李钧鹏访谈了18位历史取向的社会学家，呈现出当代历史社会学的发展现状。
理查德·拉赫曼（Richard Lachmann）认为，历史社会学就是一门研究社会变革的学科，并从资本主义起源、革命与社会运动、帝国统治、国家政权、性别与家庭以及文化等方面讨论了核心议题。杰拉德·德兰迪（Gerard Delanty）和恩靳·伊辛（Engin Isin）发现，历史社会学在文化转向后进入后学科阶段，“既不完全由历史学统治，也不完全由社会学主宰，而是受到了这两个学科的双重影响，其背景是一个更加广阔、更加具有多学科色彩的领域，社会学只是其中的一个角色”。
由于历史社会学呈现出学科融合、边界模糊、主题纷繁、方法多元的复杂状况，学界难以对其发展阶段的划分达成共识。丹尼斯· 史密斯（Dennis Smith）认为历史社会学由两波思潮构成，第一波思潮始于18世纪中期，从孟德斯鸠（Montesquieu）、大卫·休谟（David Hume）、亚力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到古典社会学三大家，持续至20世纪20年代晚期。第二波思潮，亦即二战后历史社会学的复兴，主要体现为与更宽泛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背景变化相关联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4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西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对抗促成了历史社会学的复苏；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历史社会学深受学生运动、黑人权利运动、妇女运动以及反越战运动的影响；第三个阶段在时间上与第二个阶段有所重叠，始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受到冷战时代两极格局的冲击。朱莉娅·亚当斯（Julia Adams）等人认为，两波思潮之后的历史社会学又出现了新的态势，因而将历史社会学的发展划分为三波思潮。第一波思潮发轫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提倡在历史视野中探讨政治转型和现代性的形塑，关注社会变迁的结构性动因。第二波思潮发端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通过重返韦伯制度主义来回答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核心假设是阶级形成、工业化和革命问题的重要性。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第三波思潮旨在将第二波思潮所抑制的文化、情感、宗教、性别、种族等分析维度带回来。他们质疑政治经济分析框架，倡导文化分析、社会网络分析以及后现代分析，丰富了历史社会学的研究议题和分析方法。
还有一些学者考察了历史社会学在不同国家的发展历程。伊丽莎白·克莱门斯（Elisabeth Clemens）以比较历史方法从历史难题中获得更多的自主性、从共变分析转向历史过程理论以及新的实质性问题为线索，回顾了美国历史社会学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发展，尤其是从强调革命和国家建设的系统与危机意象，转向主张涌现性和不稳定性的多维理解。石桥（George Steinmetz）结合学科史研究的内外部视角探讨了历史社会学命运突变的原因及其各类表现形式，尤其是德国历史社会学的衰落和美国历史社会学的兴起。
无论是从学科性质、研究方法、研究议题、代表人物等维度梳理历史社会学的发展历程，还是基于时间线索划分为不同思潮，这些梳理方式都从不同角度呈现了历史社会学的学术脉络和研究状况。基于时间线索将历史社会学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不同的阶段，虽然能直观地展现思潮的演化与更替，凸显理论内核和研究议题的变革，却有将异质性的学术思想混为一谈的嫌疑，而且暗含线性发展的预设，给人以一种知识进步的目的论幻觉。最重要的是，上述梳理方式均忽视了历史社会学在学术脉络上的内在机理和发展逻辑，掩盖了知识积累过程中的知识竞争和利益冲突。
从知识运动视角出发，我们认为，知识的演变无法脱离对行动者的考察，尤其要考察行动者对学术地位的追求。如果以二战后历史社会学的学术脉络为研究对象，我们可以构建知识继承和反向运动这两种机制来进行过程分析。知识继承机制包含两个基本假设：其一，在理论兴起阶段，学术群体往往会确立开创者的经典地位，这种经典地位的建构与开创性著述的文本价值、克里斯玛式的人格特质、社会和知识背景等因素密切相关；其二，在理论发展阶段，经典奠基人的杰出才华吸引追随者在其开创的理论传统和分析路径内继续运用理论、拓展方法和细化论证，他们通常会采取实践、阐发、衍化、补充、修正等策略以维持理论传统和分析路径的完整性，并适应社会现实的变化。当一个理论传统失去学科敏感性，未能对社会运动和学术思潮转向做出有效回应时，便有可能被与之竞争的理论传统所替代。在历史社会学中，这种知识继承机制指的就是结构分析路径和文化分析路径的发展过程，亦即这些理论传统的奠基人所开创的研究路径吸引追随者在此分析框架内继续研究。
在知识场域中，行动者必须遵守场域内的晋升规则和学术规范，但他们为争夺学术资源和文化资本，也会采用某些策略来贬低既有的研究范式，夸大自身成果的重要性和创新性。约翰·洛夫兰（John Lofland）发现，在缺乏共识、较多模糊地带的学科领域，学者往往对经典文本断章取义，凸显自身理论的重要性，并有意无意贬低经典理论的优点，此即学术研究中的“理论痛殴”（theory-bashing）现象。新一代学者从许多已存在的思想范式中提炼要素，组成一个或紧密或松散的学术团体，确立新的理论核心和分析路径，并借此获取学术资源，但这种基于标新立异的心态有可能通过“新瓶装旧酒”的方式回归传统的理论和研究议题，这就是知识生产中的反向运动机制。
知识继承：结构分析的兴起
当结构功能主义、经济决定论和线性进化论越来越难以解释大规模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问题时，一些学者不满足于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对经典理论的会通，试图从经典论著中找回社会学的历史维度，尤其致力于理解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兴起及后果，以小巴灵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 Jr.）为代表。在其学术生涯中，摩尔不仅有意识地抵制结构功能主义，关注社会结构变迁，尤其是政治冲突及其后果，还批评线性进化论在解释现实经验方面的无力，并展现了通向现代化的多种可能性。在《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中，他以现代化到来之前的农业商品化程度以及地主与农民的关系为主线，分析了通向民主的三条道路：英国、法国和美国走向了资本主义和议会民主相结合的道路，即资产阶级革命的民主道路；德国和日本经过自上而下的保守革命，采取一种反动和倒退的政治形式，最终发展成为法西斯主义；俄国和中国通过农民革命使得共产主义成为可能。在分析这些国家通过不同革命方式进入现代化的道路时，摩尔对例外情况格外感兴趣，用了很长篇幅讨论印度为何难以通过已发生的三种革命形式挺进现代工业社会。摩尔认识到通则性解释和历史个案之间的张力，同时关注不同社会的独特形态和共性特征使其难以割舍各种可能因素，他所自嘲的“我的这项研究不够齐整也不够优雅”恰恰是其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即开放性的论述和对多样性因素的探讨。
对于自由民主来说，暴力真是不可避免的吗？摩尔直面历史分析中的道德难题，其有关英国圈地运动对农民阶级的破坏、法国大革命恐怖时期的社会后果、印度和平变革的代价以及对剥削的讨论都体现出深切的道德关怀。虽然意识到社会进步不可避免地要求人类经受苦难，摩尔仍然坚持自己的学术信仰和道德立场：“对于所有研究人类社会的学者来说，对历史进程中的受害者保持一种同情态度，而对胜利者的陈述则保持一种怀疑态度，这样做可以为大家提供一种基本的保障，使大家不至于被占主导地位的神话式描述所迷惑。”
除了这部著作本身的学术价值和道德关怀，还有两个因素推动它成为经典。首先是摩尔的独特经历和人格。摩尔在本科期间接受的古典教育奠定了其研究的经典基础，就职于美国司法部和战略服务局的工作经历则为其增添了独特的人生阅历。他辞去社会关系学系的教职并选择在俄罗斯研究中心工作，也体现了其特立独行的性格。20世纪60年代是美国政治和文化动荡的年代，成长于这一时期的一些学生饱含政治热情，蔑视学术权威，抨击社会不平等，具有宏大的历史视野。在这种社会氛围中，摩尔及其宏观比较历史著作成为“傲慢一代”的学术偶像。为了打倒帕森斯的霸权地位，突破学术体制的晋升阻碍，在知识更迭的年代里赢得学术认同，新一代学者在推崇摩尔及其比较历史分析方法的同时也被其声誉所荫蔽。
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现代化理论和结构功能主义阴影下从事历史分析的社会学家不同，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一批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具有强烈批判精神的历史社会学家，以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和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为代表。他们将历史社会学的核心任务界定为分析现代性的起源和转变，强调比较分析和因果解释，这又受到了结构主义范式的影响。安德森倾向于自上而下看历史，认为国家政权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心问题。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来看，阶级之间的长期斗争最终会在政治层面得到解决，因此，只要阶级存在，国家的形成和瓦解就是生产关系发生重大变迁的标志。《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通过西欧和东欧的比较，建立了绝对主义君主国的地区类型，揭示其在向资本主义转型过程中的不同角色。在安德森看来，绝对主义是欧洲特有的现象，究其本质仍是基于贵族的政权形式，但西欧和东欧各国的绝对主义又有不同的历史特点、发展轨迹和结果，其原因应从国家与阶级的互动关系，各国在欧洲国家体系中的位置来寻找。换言之，安德森在解释欧洲两种绝对主义的系谱时，运用结构分析方法从社会经济方面对国家创建进行剖析，认为国家结构取决于生产方式及其引发的阶级关系类型。而在沃勒斯坦看来，国家创建的关键在于交换关系。现代世界体系主要由两个方面构成：一方面，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建立在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上，交换关系体系的不同区域（中心、半边缘和边缘）分别承担了不同的经济角色，发展出不同的阶级结构，采用不同的劳动力控制模式，因而获利也是不平等的；另一方面，不同区域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承担着不同的角色，导致国家体制中的政治变动，进而造就不同的国家结构。换言之，不同地区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不同经济角色导致了不同的阶级结构，后者又导致了不同的国家政权。与安德森极力强调阶级关系不同，沃勒斯坦指出，各国在世界交换关系体系中的经济角色才是促进国家政权和社会结构变迁的根本因素。
要理解结构分析路径在历史社会学中的兴起和发展，“摩尔—蒂利—斯考切波”路线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分析线索。蒂利的早期研究深受摩尔的影响，其处女作《旺代之乱》研究1793年法国西部爆发的大规模反革命叛乱，比较了法国西部支持革命和反革命的两个毗邻地区的社会结构，并将这两个地区社会结构的关键差异归因于其城市化的程度和时间。在其后相当长时期的研究中，无论是宏观分析资本主义发展和民族国家权力集中对普通民众利益抗争方式的影响，还是关注强制和资本的相对分布对国家演化道路的重大影响，蒂利都贯彻了摩尔的结构主义思路和宏观因果分析方法。斯考切波拓展了摩尔的结构分析路径。在《国家与社会革命》中，她通过对旧制度下的波旁王朝、沙皇俄国以及帝制中国的国家政权和阶级结构及国际环境的分析，追溯了这三个国家革命性危机与冲突的根源，展现了从革命爆发到新政权巩固的过程。斯考切波主张以一种非意志论的结构视角分析社会革命的原因和进程，将阶级与阶级间的关系、阶级与国家间的关系以及国与国的关系纳入分析框架，并将国家视为具有自主性的结构要素。
比较方法和结构路径在历史研究中体现出解释力，吸引后继者实践、阐发、衍化和补充，拓宽了历史社会学的研究议题和分析视野。例如，格雷戈里·吕贝特（Gregory Luebbert）将阶级基础与政治制度联系起来，得出一个结构性论点：自由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这些不同的欧洲政权形式，来源于1914年以前不同的自由政体类型以及劳动力市场中劳工参与政治组织的不同模式，并以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不同的阶级联盟和阶级权力平衡为基础。鲁施迈耶等人补充完善了摩尔的理论，驳斥了资产阶级作为民主代理人的观点，认为工人阶级才是最坚定的民主力量，并通过比较历史研究论证了阶级权力、国家权力与跨国权力对民主发展与消亡的重要性。
与此同时，许多结构主义者对经典理论做出不同程度的修正。杰克·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以人口/社会结构模型解释早期现代社会的革命与反抗。他在强调人口因素的同时，一方面建议分阶段分析革命过程，另一方面主张探究结构因素和意识形态在革命不同阶段所起到的作用。拉赫曼认为，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无法充分解释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并在米尔斯的启发下提出精英冲突理论，修正了结构分析路径的阶级分析框架，强调精英斗争对结构变迁的推动力量，同时考察了非精英行动者、地缘政治和世界体系、意识形态以及社会空间等因素的影响。
经由蒂利的早期实践和斯考切波的拓展，摩尔所开创的结构分析路径逐步形成一个具有学术影响力的理论传统，安德森和沃勒斯坦的应用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结构分析一时间吸引了大批追随者的实践和完善。为了改进结构分析路径的解释力和维护理论传统的完整性，一些研究者也有意识地引入其他因素来加以修正。然而，这些努力未能避免结构分析路径僵化和落幕的结局。
反向运动：文化主义对结构分析的批判
20世纪80年代，社会学在文化转向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进入更多元化和去意识形态化的局面。新生代学者开始批评静态的结构主义思维，强调文化的自主性。然而,他们并没有就文化因素的作用达成共识，而是出现了认知分化：一部分受实证主义影响的学者在反思传统结构主义的局限后，摒弃了摩尔的文化作为结构衍生物的立场，强调结构与文化的结合作用；另一些研究者则走得更远，把文化提升至社会学分析的核心地位，甚至出现了“只见文化不识结构”的局面。
在斯考切波的革命研究中，意识形态从未占据过自主地位，自始至终都是革命危机的形势和旧制度遗留的结构条件限制并塑造了革命者的行动，这受到小威廉·休厄尔（William Sewell Jr.）的严厉批评。休厄尔认为，斯考切波把对意识形态的认识与阶级斗争和政权巩固混为一谈，并以法国大革命为例，重新论证了意识形态这个自主力量在革命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同时，休厄尔提出了一种与斯考切波所理解的意识形态概念不同的替代概念，将意识形态视为匿名的、集体的社会秩序组成部分。检视社会史向文化史转向的历程，休厄尔认识到社会史中结构决定论思维的局限性以及社会科学中物质决定论与精神决定论之间的认识论断裂，试图以融会了结构性思维、文化、能动性和变迁等理论要素的新结构理论来弥合。通过批判与重建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结构二重性理论和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习性概念，把能动性理解为结构的构成要素，休厄尔重新发展了一种结构理论：“结构由相互维持的文化图式以及一系列资源构成，这些图式和资源赋权并约束着社会行动，并往往会被同一社会行动再生产。”这种结构观吸收了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洞见，认为结构既产生于日常生活世界中资源的特质及分配，又是完全的文化现象。
同样受文化转向的影响，迈克尔·曼（Michael Mann）也反对结构决定论，并将其理论模型称为“结构象征互动论”，以此强调社会行动与制度发展的融合。在曼的理论视角下，社会由多重交错的权力网络构成，社会群体围绕源于多种权力的社会网络而形成，结构则是围绕着权力资源分配而形成的社会群体的产物。在把通常的“政治/党”权力类型区分为政治权力和军事权力后，曼有意识地强调集中强制的军事权力在历史变迁中的重要作用。他通过对中东早期帝国的研究表明，军事权力的持久意义并不在于其作为独立的影响因素，而是提供了两个社会重组的契机，表现为军事征服有可能产生更大规模的社会，军事组织通过强制合作机制贯穿于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互动网络从而实现了稳定化和制度化。正是在这样的契机下，军事权力才能铺设社会发展的新轨道。文化转向已经把意识形态推到前台，使得每一位研究历史的学者都不得不慎重考虑文化因素的作用。在曼的权力模型中，每一种权力来源都有不同的发展节奏，意识形态权力更是具有骤然性、强烈性和不规律性。曼有意识地强调意识形态权力的“扳道”成就，并区分了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内在的意识形态和超越的意识形态。不仅如此，曼对不同文明的政治军事核心与文明边缘的边地领主之间的关系，对间隙性意识形态的历史命运，对权力发展的不连续性，对历史变迁中的“历史意外”，对权力网络偶联的时间性的关注，更被休厄尔用来证明事件时间性假设同样适用于宏观历史研究。
当文化转向思潮席卷美国社会科学界时，被视为结构分析代表人物的蒂利成为被批判的对象，但他并未选择随波逐流。在对英国大众抗争的研究中，蒂利明确表示：“我将文化，也就是共同的理解及其客观化，视为社会行动发生的框架，将话语视为主要的行动手段，但我否认文化和话语能穷尽社会现实。……社会关系（而非个人心理或社会整体）才是最基本的现实。”从蒂利有关抗争政治的分析中也可以看出，他的社会行动理论经历过从结构到能动性再到过程的演变。蒂利从来就不是一个文化主义者，价值、符号、意识形态和意义系统在他的理论体系中从未起过重要作用。相较于文化转向思潮，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关系社会学和社会机制理路对蒂利的影响更为深远。基于关系机制视角，蒂利探寻促进、阻碍或逆转民主化的机制与过程，拓展了对抗争与民主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将民主视作抗争政治的一个偶然后果。《身份、边界与社会联系》延续了蒂利对社会过程进行机制解释的实践，《信任与统治》则对信任网络的变迁以及信任网络与公共政治之间的关系的变化做出解释。
总体来看，受到文化转向思潮影响的休厄尔、曼和蒂利等人，虽然都认识到结构决定论的局限以及文化因素的重要性，却从未主张以文化取代结构。他们或是重构结构理论令其涵盖文化与能动因素，或是从结构与文化的互动视角来分析历史。相比之下，成长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社会学家在立场上要激进得多。新一代学者急于在学术界崭露头角，选择扛起文化分析的大旗，试图全面挑战传统的结构分析。池上英子（Eiko Ikegami）彼时正处于这一学术思潮的风口。她并没有像传统学者一样聚焦于国家形成的宏观结构因素，而是深入分析日本文化的内在结构，展现武士名誉文化中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之间冲突与并存的关系，同时关注到文化习语、象征意义、符号资源、社会仪式、意识形态、历史偶然性等因素的复杂影响。为了解释日本武士文化的变化主题和进取精神，池上英子基于日本经验提出“名誉型个人主义”概念，认为这种个人主义为日本的国家转型提供了变革机制。在她看来，武士阶级的名誉型个人主义没有像西方个人主义那样发展成连贯一致的思维范式，而是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文化风格，随着国家形构而缓慢变迁。虽然她一再强调文化领域与政治领域相互交织的关系，也提及国家结构对武士名誉文化变迁的规制与影响，但浓墨重彩的是文化资源在国家形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在研究19世纪德国央地社会政策的起源以及国家对社会管制的处女作中，石桥就已经阐明，在人们能够理解社会政治干预和作出反应之前，有必要重建国家官员的意识形态和他们所参与的更广泛的文化话语。石桥彼时已开始质疑结构分析对于文化的认识，并有意识地重构文化与意义在社会科学解释中的重要地位。他主编的《国家与文化》致力于说明国家与文化如何相互影响、相互构成，试图打破早期国家研究中将文化作为附属因素的偏见，把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引入历史社会学。相较于传统研究将文化看作由物质因素或非文化因素所决定的附属现象，石桥更加强调文化的社会构成作用，从而指向一种更具独立性、异质性、语境化、实质化和多元化的文化观。
文化转向还促使新生代学者对物质决定论产生怀疑，重新审视宗教等文化现象。为弥补既有理论模型无法解释异常个案的缺陷，菲利普·戈尔斯基（Philip Gorski）引入教派化范式，并将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宗教社会学和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微观政治理论结合起来，指出教派化、社会规训与国家权力之间存在着紧密关联。通过对荷兰和普鲁士这两个国家不同类型的加尔文主义规训革命的分析，戈尔斯基论证了宗教改革对国家形构的深远影响。
新一轮的知识继承：文化分析
在文化转向之后，新生代学者形成了一个历史社会学共同体。《重塑现代性》所划分的三波思潮以被质疑或肯定的方式激发了巨大的学术影响力，并将关注意义、符号、性别、情感等维度的学者汇聚在文化分析流派内，深刻影响了近20年历史社会学的发展轨迹。亚当斯在2012年曾说：“实言之，文章提出的观点有一定先见之明，因为我们认为所形成的第三次浪潮现在已经确实如此实现了。”
在《重塑现代性》的绪论部分，编者为历史社会学划分了三波思潮。尽管第一波思潮缺乏严格定义，但包括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结构功能主义批评者，如摩尔、莱因哈特·本迪克斯（Reinhard Bendix）、西摩·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以及早期的蒂利。在某种意义上，第一波思潮是为后两波思潮做准备。不同于第一波思潮聚焦于现代化理论，形成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第二波思潮融合了马克思主义和韦伯主义，它“是一个‘理论组’和符号系统，通过持续参与受马克思主义启发的问题而联系在一起……作为一种新兴的知识形态，第二波历史社会学被定义为一组共同的承诺：对政治的实质性兴趣集中在阶级形成、工业化和革命等问题上，以及（通常隐含的）行动者理性主义模型”。在结语中，克莱门斯继续补充道，第二波思潮由一种强大的历史意象所塑造，它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的结构决定论，并受到韦伯对正式组织关注的影响。换言之，研究模式试图从韦伯制度主义的视角来回答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大规模政治、社会和经济转型的问题。尽管被划分到这一波思潮的学者研究模式差异较大，但斯考切波、蒂利和沃勒斯坦等人仍被认定为其代表。第三波学者指责第二波学者通过移用古典理论强调了政治和经济因素，却忽略了文化和理念，而且古典学者对现代性的批判以及对非理性维度的重视也悄然消失。历史社会学的第三波思潮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在研究议题、对象和方法上更加开放，也提供了机会重新审视与现代性相关的核心假设，并把被第二波思潮冷落的性别、文化、宗教、种族、情感、非正式组织等维度带入分析。由于存在众多分析维度，“一种实质性的分裂感已经取代了第二波思潮的知识凝聚力和约束力”。亚当斯等人对此并不悲观，认为第三波学者可以通过聚焦于制度主义、理性选择、文化转向、女性主义挑战以及帝国与殖民主义以重构学术共同体。
《重塑现代性》引起了不小的争议，许多被划分到第二波思潮的学者纷纷做出反击。马奥尼指出，第二波与第三波思潮并无实质性区别，这种划分既贬低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历史社会学家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又过早地为文化转向“背书”。在威廉·罗伊（William Roy）看来,三波思潮的划分方式具有目的论色彩，并把第三波思潮的优越性归因于第二波学者的内部矛盾和失败的解释。戈德斯通认为，亚当斯等人没有对第二波思潮学者以应有的承认，而且第三波思潮虽然丰富了研究领域，却没有超越第二波思潮所关注的议题；不仅如此，该书把第二波思潮学者的某些分析策略夸张为整个时代的理论中心，并过度简化了第二波学者对文化等分析维度的关注。这些批评均有道理，但无论如何，新一代学者的集体认同感已经形成。
《重塑现代性》之后，历史社会学在研究议题和分析策略上呈现百花齐放的局面。回顾2005年后美国社会学会比较历史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巴林顿·摩尔杰出著作奖的获奖或提名著作，不难发现文化过程、帝国与殖民主义、种族与社会运动、公民身份、福利救济等议题显著增多，研究视野也逐渐向欧洲之外拓展。尽管上一代学者对这些议题不乏关注，但文化主义者在分析取向上更侧重于文化的多样性和内生性解释。
池上英子的《礼仪的纽带》记述了日本从中世到近世在审美网络方面的演变，将分析定位在社会组织、公共空间和公民身份这种更宏观的社会科学辩论中。在她看来，前现代日本人建立早期的审美传统，部分是为了满足自身个性化需求，更多则是为了从日益僵化和严格控制的德川政权等级结构中寻找自我表达的空间。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参与各种审美实践的人通过审美社交网络建立起广泛的社会联系，创造了新的空间与认知领域，从而产生了新的文明模式。相较于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公共领域”概念，池上英子认为，“必须更深入地探索，深入到身份和文化的本体论重构层面”。此外，池上英子还探讨了茶道、俳句、和服美学、歌舞伎表演、印刷术等诸多传统文化要素，将历史社会学与文化分析融为一体。
在帝国与殖民主义议题上，石桥的《魔鬼的手迹》比较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的三个海外殖民地为何具有截然不同的殖民政策。他从来源迥异的理论资源中吸收养分并重构理论框架，注意话语、社会和精神等不同层面因素的交互作用。殖民主义总是与帝国主义捆绑在一起。在《差异的帝国》中，凯伦·巴基（Karen Barkey）评析了奥斯曼帝国与其他具有类似特征的帝国的持续和瓦解，考察了在奥斯曼帝国历史的四个关键时刻——帝国崛起、帝国制度化、帝国重塑以及向民族国家过渡——该帝国的社会组织和统治机制，并揭示了帝国在这些时刻是如何适应和避免危机的。在种族与社会运动议题上，蒂安娜·帕谢尔（Tianna Paschel）展现了哥伦比亚和巴西的黑人运动及其诉求如何在短时间内实现从边缘化到制度化的突破，进入到法律、国家官僚机构和主流政治中。帕舍尔的政治场域框架不仅拓宽了社会运动研究的行动者群体，将黑人活动家、国家官员、知识分子、环保主义者等多元政治行动者，地方和全球关于种族、国家、权利的话语纳入考量，还考察了符号力量在形塑社会运动政治方面的作用。
从总体上看，文化分析为历史社会学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为其带来了一系列新的灵感。新一代学者不仅明确将情感、话语、生命轨迹、偶然性等要素纳入理论框架，纠正了传统研究的一系列偏见，而且将性别、殖民主义、种族、第三世界等非传统议题作为核心研究对象，拓宽了历史社会学的视野。这一波“文化潮”不仅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品，更促成了历史社会学“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
审视2005年以来历史社会学的知识演进，我们可以发现，相对于有明确理论关注和研究主题的结构分析流派，文化主义者的边界并不清晰，他们关注的议题和使用的方法也更多元化，整体上呈现出一个拥有共同旗帜但内部分化的学术群体形象。研究者之所以选择在文化分析的旗帜下进行研究，既与文化路径的强势崛起有关，也和它能为新生代学者提供理论合法性有关。
历史社会学的新趋势：对文化分析的反向运动？
20世纪80年代，社会科学的文化转向还处于萌芽状态，彼时结构分析风头正盛。1985年，彼得·埃文斯（Peter Evans）、鲁施迈耶和斯考切波在《找回国家》中呼吁历史社会学者重视作为行动主体的国家，致力于将国家作为重要变量引入有关社会变革和政治问题的研究中，以分析归纳法和比较历史方法重新审视国家与社会结构之间的相互关系。国家中心论强调对研究范式进行再定位，吸引了一批学术新秀在国家研究领域继续精耕细作。然而，面对来势汹汹的“文化潮”，结构分析难以招架，渐趋沉寂。但它从未远去，而是以学术潜流的形式存在，并始终寻找回流的机会。
学术倾向上的分殊并非仅凭抛弃分歧中的一方就能解决。早在2013年，石桥就已经敏锐地觉察到：“我认为文化转向已经成为现实，现在在这一转向之下有了新的研究兴趣和进展，也可能会有一场新的‘物质性’转向来补充文化转向。”石桥所说的新“物质性”转向很可能指的是结构维度的辩证性回归。面对文化主义的猛烈批评，结构分析路径始终拥有忠实的追随者。例如，马奥尼始终青睐于结构分析路径，无论是基于路径依赖和关键时点理论概念，从拉丁美洲19世纪的历史发展轨迹中寻找导致20世纪中叶不同政体的根源，还是秉持历史制度主义和制度分配论，试图解释西属美洲国家为何一个世纪以来在发展水平上表现得大致稳定，都展现了结构分析的解释力。
近年来，一些历史社会学家试图重新唤起对宏大问题和通则性理论的研究兴趣，结构分析手段也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者重新拾起。例如，赵鼎新通过修正曼的社会权力来源理论框架，考察了周朝以降约3000年的中国历史，试图回答中国何以形成大一统的政治秩序问题。在对长时段历史进行整体分析时，他强调结构性力量和社会机制对塑造历史发展动态的极端重要性，尝试把结构分析与机制性解释统一起来，并将对历史时间性的关注融入叙述。这种研究与叙事策略被其称为“宏观结构观照下以机制为基础的研究”，重点关注机制/因素在整体格局中的关键角色。基于这种研究思路，赵鼎新发现中国的儒法国家政治体制成型于西汉初期，这种政治体制体现为一种高度稳定的权力形态，其中政治力量和意识形态力量的融合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在赵鼎新看来，文化结构没有起到文化主义者所强调的那种构成性作用和内在性解释，而是以意识形态的形象出现，并作为结构性力量被纳入整体分析。
由此可见，在文化分析“痛殴”结构分析的反向运动过程中，结构分析一度被描绘成一个内部同质的学术群体，并被批评为忽视文化意义与行动者的能动性，甚至一度处于“人人喊打”的局面。虽然一些学者试图更客观地看待结构与文化的辩证关系，但这些努力大多遭到忽视。然而，文化主义者对文化阐释和意义解读的过度强调，导致相关研究出现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认识论困境，这迫使文化主义者自我反思，而文化分析路径的多元化取向也给了学者重新挖掘结构理论并将结构维度带回来的潜在机会。考察近年来历史社会学的研究进展，石桥所说的“物质性”转向已经出现迹象，结构分析对文化分析的反向运动也将基于更宽广、更包容的认识论视野。
结语
在社会学这门学科建立之初，社会学的历史维度便被经典理论家视为理所当然。20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科学的重心逐渐从欧洲转向美国，之后流行起来的结构功能主义和抽象经验主义摒弃了历史意识，导致历史社会学的发展传统出现了中断。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运动和现代性危机的爆发重新激活了社会科学的批判意识和历史意识，推动了“历史转向”的学术潮流，自此历史社会学的复兴已有60余年。更为可喜的是，中国学界越来越重视历史取向的社会学研究。时至今日，历史社会学的发展态势令人欣喜，但历史社会学是如何发展至今的？它的知识积累又是如何实现的？要为一个研究领域正名并推动其持续发展，就必须从它的发展轨迹和知识积累开始。
为了厘清历史社会学的学术脉络的内在机理，本文提出了知识继承机制和反向运动机制，认为历史社会学是在对结构功能主义和抽象经验主义的反向运动过程中复兴，在确立了《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的经典文本地位后，结构分析路径经蒂利、斯考切波等人的发扬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理论传统，吸引追随者继续实践、阐发、完善和修正，但最终未能避免衰落。20世纪80年代，社会科学出现文化转向，历史社会学家关于文化要素的作用出现了认知分化。文化主义者通过“理论痛殴”的方式成功实现了对结构分析的反向运动，2005年的《重塑现代性》更是把文化分析推上了高潮。这些强调文化构成性作用、具有多元研究取向的学者组成了新的学术群体，发展出文化分析的理论传统和研究路径，引领了新一轮的知识继承，对于历史社会学产生了有益的影响。然而，一些文化主义者对文化意义过度强调，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认识论困境，使得历史社会学家重新审视结构理论，而且文化分析的多元取向也为结构的复归留下了契机。简言之，本文的学术贡献可以归结为三条：首先，提出了“知识继承—反向运动”的动态分析框架，突破了线性的学科史叙事；其次，揭示了结构与文化辩证融合的必要性，有助于解决宏观与微观的方法论之争；最后，通过对历史社会学在西方发展过程的梳理，凸显出知识运动过程中出现的矫枉过正现象，为中国历史社会学的本土化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有必要强调，本文所呈现的结构分析与文化分析的认识论之争仍然属于传统的结构/能动、宏观/微观范畴。学术发展中反向运动的出现提醒我们切勿将其分割开来，只有充分地认识到二者的优劣并将其辩证地融合，才能在研究中克服“理论短视”和“方法论瘟疫”问题。同样有必要说明的是，为了凸显特定学术场域内的知识运动，本文以西方历史社会学为主要考察对象，因此未对非西方社会中的历史社会学成果作出系统的梳理和分析，这一领域的发展只能留待日后再行考察了。不过，展望未来，我们有理由对历史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充满希望。学术是由人做出来的，因此知识运动中出现的纷争难以杜绝，但东西方学术涌现出来的新技术和新观念已经足以为中国历史社会学的发展提供线索。首先，中国悠久的历史，尤其是从未中断的数千年文明史，再加上正在进行中的史无前例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将为历史社会学提供无穷无尽的灵感；其次，基于中国本土资源破茧而出的一大批关系社会学研究具有与西方理论对话的潜力，尤其有助于解决西方社会学传统的结构与能动，宏观与微观的认识论困境；最后，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已经使得蒂利在20世纪70年代那种查阅数百年报纸并手动提取数据的研究方式成为遥远的过去，而在如今的数字人文时代，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手段更是给历史社会学研究带来了无限的可能。
原文见于《东南学术》2025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