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西方现代化对世界曾产生过深远影响。在殖民主义时代，西方列强主要通过军事侵略，辅以“文明-野蛮”等级论的世界历史叙事等形式，从空间上控制世界；在后殖民主义时代，实现现代化成为发展中国家普遍和迫切的愿望，西方则炮制现代化理论从而产生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西方现代化理论是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化叙事，它将非西方纳入西方的历史叙事中，以一种对世界及世界秩序的趋同想象，在观念上宰制发展中国家，企图维护西方对全球的支配权和垄断权。当代西方陷入严重困境、中国式现代化顺利推进、全球南方国家快速崛起等，预示着“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必将成为历史，去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化叙事时代正在到来。
关键词：现代化 西方化 西方中心主义 西方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这一重要论述启示我们，要正确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特别是深刻把握其独特优势和世界意义，必须有历史比较的视野和方法论自觉。
现代化是一个国家实现富强的必然选择和必经阶段。但近代以来，真正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并不多见，且主要集中于欧美地区。这种状况不可避免地给大量发展中国家造成认知障碍：唯有照搬照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制度，才有可能实现“现代化”。这便有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所谓“现代化=西方化”迷思，是一个追溯性的说法，是针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获得政治独立的大量新兴国家试图按照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模式，按部就班地成长为发达国家，进而对西方现代化模式产生迷信情形的概括。在这些迷信且“热忱”学习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发展中国家中，鲜有成功者，反倒是始终强调坚持走符合本国国情道路的社会主义中国获得了成功。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西方一些媒体和学者动辄给中国贴标签，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要么归为“异类”，要么说成西方现代化的“变种”。因此，正确理解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既要立足中国现实土壤，持续总结提炼本土鲜活的实践经验；也需以批判性视角审视“现代化=西方化”的认知迷思，深入辨析那些披着科学外衣、实则为意识形态工具的西方中心主义现代化叙事及其内在谬误，在突破对西方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认知局限的同时，打破西方对发展话语的垄断格局。
一、“现代化=西方化”迷思的产生原因
“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之所以会产生，其主要缘由可以归结为：一方面，大量发展中国家有实现现代化的强烈愿望和现实需求；另一方面，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创建了一套看似科学合理、符合逻辑的现代化理论，这套理论将西方实现现代化的历程转化为可操作的政策和路线图，便利了发展中国家的学习和模仿。这两个方面，分别构成了现代化的“需求方”和“供给方”，二者似乎是在完全偶然的时空中交汇到一起。但实际上，它们均与西方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及其造成的世界分裂、殖民与反殖民的权力冲突与话语争夺密不可分。
（一）实现现代化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迫切需求和愿望
人类社会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不断发展和演进的。社会生产力的变化是社会发展变化的终极原因。在前现代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主要经济形态，农业是主导性的生产方式。在此期间，尽管一些国家也曾创造过辉煌的农业文明，进行过远程贸易和交流，世界上一些区域甚至形成了规模较大的贸易圈，但总的来说，前现代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落后。现代社会之所以能够到来，根源在于生产力的巨大进步，即以机器的应用为标志的工业生产方式的出现。广义而言，现代化“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这一变革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过程，它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引起深刻的相应变化”。
现代化最早出现在西方，它给西方社会带来史无前例的变化。马克思恩格斯曾在《共产党宣言》中盛赞这一历史图景：“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西方社会生产力的狂飙式发展，源于工业革命的爆发，它催生了一个建立在机器设备与化石能源基础上的先进和庞大的工业经济，突破了自然经济下传统能源和劳动力对生产的诸多制约，极大地提升了生产效率，扩大了生产资料的使用规模，异常惊人的财富在短时间内被创造出来。美国历史学家马立博认为，工业革命开创了人类世，“使人类有能力摆脱旧体制的局限，依靠蕴藏的矿产资源，特别是煤和石油，创造出全新的经济和人类生活方式”。
人类社会作为实践的有机体，具有突破既有状态、追求更充分发展与完善的内在要求。工业化造就的现代生产方式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符合人类追求自由全面发展的本性，正是基于此，我们才称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每一个国家的普遍命运”。发展中国家当然也应该追求现代化，或者说实现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然而，如果仅仅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角度来看待发展中国家对现代化的追求，似乎这种追求不是那么紧迫，即使失败，代价也是可以接受的。然而，历史事实是，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极其渴望尽快实现现代化，或者说如果实现不了现代化，后果是难以承受的，因为他们处于西方主导的不平等世界体系的边缘，只有实现自立自强，才能避免被西方支配和盘剥。
这便涉及另一个事实，即伴随西方现代化进程的，是战争、殖民与掠夺。“西方现代化进程曾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深重苦难”，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西方近代以来的崛起不仅是迅猛的，更是残酷的。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的研究表明，直到19世纪，亚洲经济和亚洲内部贸易比欧洲经济与欧洲内部贸易的规模要大得多。“尽管欧洲人获得美洲的金银并以此买通进入亚洲的世界经济的道路，但是在1500年以后的三个世纪里，他们一直是一个小角色，而且不得不适应——而不是制订！——亚洲的世界经济的游戏规则。”工业革命后，西方逐步获得世界霸权并通过野蛮侵略在全球构建了庞大的殖民体系。在此过程中，世界被划分为南方国家和北方国家。目前，全球南方是对因历史上的殖民侵略、资源掠夺和不平等的国际分工，长期处于经济、政治、文化话语权边缘位置的国家和地区的称谓。
与全球南方相对的全球北方，在今天不仅泛指经济发达地区，还与特定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价值体系挂钩。“1763年时，欧洲仅在非洲和亚洲有一些沿海据点，还远远不是世界的主人。然而，到1914年时，欧洲诸强国已并吞几乎整个非洲，并有效地建立了对亚洲的控制”。西方的殖民和侵略，导致南方国家大量财富流失、社会失序、文明蒙尘。这些国家在自然经济加速解体的同时，内部产生了少量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出现了一些资产阶级先进分子，他们认识到，要摆脱挨打和被殖民的境地，必须要实现现代化。西方国家在有形的物质生产和军事领域取得的成就早已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强大的示范效应，因而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借鉴和学习的直接样板。“率先发展的工业化国家赢得了巨大的利益，激励了其他步伐缓慢的国家的学习模仿进程。”尽管广大发展中国家渴望实现现代化，也真诚地希望通过学习西方的现代化模式获得成功，但二者在世界体系中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决定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会采取各种手段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其中包括炮制误导世人的现代化理论。
（二）作为意识形态的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出场逻辑
西方为什么要炮制现代化理论来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需要考察西方现代化的性质。起源于英国，扩散到欧美的工业化与现代化，在性质上是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使得人类从事生产活动的根本目的从以往的获取物质生活资料，满足生存和发展，转变为向生产资料的占有者提供剩余价值，追求利润成为经济活动的根本动力，从而突破了前现代社会狭隘的地域和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生产限制，促进了生产的无限扩张，为社会创造了数量巨大、种类繁多的物质产品。换言之，资本主义通过强制劳动者提供剩余劳动，再将剩余劳动源源不断地投入社会生产体系中进行扩大再生产，以无止境地获取剩余价值，如此往复，生产力和科技水平不断提高，乃至使社会面貌发生巨大变化。建立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给西方带来巨大进步，但资本主义的性质也决定了西方在现代化进程中必然要对外扩张。现代化是在具体的国家内部进行的，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不断暴露，包括资源大量消耗、国内市场狭小、阶级矛盾恶化等具体问题日益显现，对外扩张成了西方纾解国内矛盾、转嫁危机的主要途径。西方对外扩张，不仅包括赤裸裸的战争、殖民和掠夺，还包括在无形的精神领域制造出“文明-野蛮”等级论的世界历史叙事。在西方构造的这类文明等级论中，非西方被污名化为野蛮、保守、愚昧和封闭的区域，处于人类普遍发展进程的初级阶段，必然要被西方的高等文明所淘汰或同化。在文明等级论的规训下，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精英们无法辨析资本主义控制和支配世界的机理，被西方的文明形象蒙蔽，误以为“人类社会似乎没有真正的空间差异，而只有时间（进化）差异”，故而认为“全盘西化”是推动国家富强、谋求现代化的唯一和必由之路。中国清末时期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都是此类表现。因此，早在殖民主义时代，“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就已经作为一种零散的现象出现。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间，存在数百年之久的殖民体系土崩瓦解，束缚在发展中国家身上的殖民枷锁被打破，实现现代化具备了现实基础。几乎与此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炮制了一套现代化理论，以此为发展中国家开出“药方”，诱导其走“全盘西化”道路，在此过程中，“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被大量发展中国家付诸实践。
20世纪50年代后的一段时期，美国统治集团面临两个困境：一个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对资本主义形成了强大竞争压力，社会主义思潮在西方以至全球广泛传播；另一个是欧洲殖民帝国逐渐崩溃，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不断冲击着美国和西方传统的势力范围。在应对这种不利局势过程中，服务于西方的“冷战社会科学”出场了，其中便包括现代化理论，它的核心目标是试图将西方过去数百年的发展经验总结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理论，以引导发展中国家向资本主义的方向演进。在这套理论体系中，西方特别是美国总是处于发展序列的最高阶段，自诩其经验是普世性的，发展中国家只要愿意接受美国的指导，沿着这一道路前进，必然会实现发达。美国历史学家雷迅马指出：“美国社会科学家相信，通过现代化理论，可以明确揭示自己国家的历史成就，找准‘新兴世界’的缺陷，使他们能够在这个危机时代里针对国家的需求提出应对的办法。”因此，最早出现在美国的现代化理论，是冷战的产物，是美国政策制定者用于对抗共产主义、拉拢发展中国家、“标准化”世界的工具和思想武器。这一套理论，其实是早期“文明-野蛮”等级论世界历史叙事的升级版，属于一些学者指认的“北方理论”，即完全基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和视角来描绘世界的理论。“北方理论”不仅仅停留在教科书中，更多地被西方大国以对外援助、学术研究、新闻报道等形式用于干涉和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
如果说在殖民主义时代，西方列强主要通过坚船利炮和经济压迫等形式在空间上控制世界，那么在后殖民主义时代，则通过包括现代化理论在内的“冷战社会科学”或“北方理论”，以科学、理性的名义重新解释世界，掌控发展中国家的人心，占领道德高地，延续不平等的世界体系。因此，其现代化理论也可以成为一种殖民力量，且十分隐蔽、威力巨大。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获得政治独立的新兴国家为西方现代化理论提供了广阔的试验“土壤”。这些新独立的国家绝大多数实行的都是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在经过20多年的发展后，经济上陷入困境。“有时候，发展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此重要，以至于发展中国家的领导者同意让他们的人民接受各种各样的干预，让他们服从于更广泛的权力形式和控制系统。”按照西方现代化理论的观点，这些国家之所以经济陷入困境是由于它们没有实行西方的民主制度，于是以拉美国家为代表的大量发展中国家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了“民主化转型”，资本主义民主体制被大量国家视为克服经济困境的救世良方，大批前社会主义国家也在20世纪90年代初走上这条道路，新自由主义在全球泛滥则标志着“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达到了顶峰。在当时，西方现代化模式几乎成了许多国家最大的“迷信”，这典型表现在它们盲目崇拜市场力量并几乎私有化一切领域的国有企业，在政治方面则是引进西方的“三权分立”、多党轮流执政、“一人一票”等。一些国家的精英阶层为了加快“西化”步伐，彻底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甚至不惜借助西方势力介入国内经济及政治体制的转型，在外交和国防等方面依附西方强国。然而，发展中国家根本不可能复制西方那几百年殖民掠夺的历史，甚至许多国家仍不能摆脱西方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直接或间接的控制，因此即使它们照搬了西方经济及政治体制，却很难实现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一些国家甚至出现阶级冲突、种族清洗、国家分裂等悲剧性事件。
由此，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一段时间，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被拉大了。“全世界最富裕国家与最贫穷国家的人均GDP的比，按照当前的汇率计算，从1970年的119∶1上升到1990年的371∶1，到2010年为916∶1。”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过去50年中，西方将2.3万亿美元用于国际援助，但收效甚微。其中的重要原因在于西方以援助为手段拉拢腐蚀各国的政治经济精英，以控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命脉和自然资源，维护世界霸权。因此，高额的国际援助往往能够给西方垄断资本带来更多的经济收益。这恰恰是在被视为普世理论的西方现代化理论指导下发生的。这些现象和问题都足以促使我们反思：从西方产生的现代化理论，为何无法有效指导发展中国家？
二、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化叙事及其谬误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曾指出，直到20世纪上半叶，、社会学和政治学所代表的社会科学，95%的学术研究都是在英国、法国、美国、德国和意大利这5个国家中进行的，而且它们也主要是研究这5个国家。这些强权国家也会关注世界上其他地区，但目的是希望更好地控制后者。事实上，社会科学理论既可以是知识，也可以是权力；它既能够向世人提供对特定事件的解释，同时也可以借由解释的权力，扭曲事件的真相。近代以来，一些社会科学理论的创立既是科学行为，更是政治行为。诞生于冷战背景下的西方现代化理论，便是如此，它提供了关于人类社会变迁的宏大叙事，但这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化叙事，完全脱离发展中国家的实际。西方中心主义现代化叙事的核心主旨是：文明和先进的西方发现、影响了落后、野蛮的非西方，并可以将人类社会带入现代。这套叙事用“先进-落后”的二元对立逻辑框定一切地区的发展状况，将原本生活在不同地区的人群强行置于同一个坐标轴上，其实质是一种对世界及世界秩序的趋同想象，它试图将非西方纳入西方历史的叙述中，将“发展”叙述为生活在不同区域的人群沿着西方工业革命以来的同一时间坐标演进的过程。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化叙事，广泛分散于多个社会科学领域中，具体研究成果汗牛充栋。这些论著在普适性知识的表象下，隐含着西方宗主国的观点、视角，有的直接带有现代化字样，有的则以诸如西方崛起、国家兴衰、经济增长、制度变迁等相关研究呈现。概括起来，其论述逻辑都是从“西方统治世界”或“发达和先进的西方”这个既成事实出发回溯历史寻找原因，并在此过程中重构西方与非西方的关系。无疑，西方如何崛起、发达的诀窍是什么，非西方如何正确借鉴西方经验，以更快实现现代化，这是一个十分宏大、复杂和严肃的话题，但秉持西方中心论的学者经常作简单化和随意化的处理，即便是一些比较客观的研究，其中也藏着隐而不显的假设和对历史事实的扭曲。
（一）对西方对外扩张的历史选择性忽视
为什么西方能够实现现代化？如何认识西方的崛起？学者们在探寻这一问题时，首先不可避免地要回应的诘难就是历史上的战争、殖民与掠夺对西方崛起究竟起了多大作用。持西方中心主义论点的学者对此多数采取选择性忽视的态度，甚至替其作苍白无力的辩护。美国历史社会学家杰克·戈德斯通在《为什么是欧洲？》一书中批评欧洲的殖民主义和奴隶贸易，但否认这些因素对西方崛起的作用。“并不是殖民主义和武力征服导致了西方的崛起，而恰恰相反——是西方的崛起（依靠技术力量）和其他地区的衰落才使得欧洲强权得以在全世界不断扩张。”美国发展家W.W.罗斯托在《经济增长的阶段》中总结美国和西方的发展经验，提出著名的“增长阶段”理论。该理论指出，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要经历五个阶段，其中第二阶段“起飞前提条件”与第三阶段“起飞”被视为关键跃升环节；罗斯托宣称，此后经济的现代化将自动触发社会与政治的现代化。然而，他将这两个阶段描述为“投资增加→技术突破”的纯经济过程，刻意掩盖了西方实现“前提条件”与“起飞”的真实历史动力——殖民掠夺、奴隶贸易与全球资源攫取所积累的原始资本。在著作的最后一章，罗斯托还严厉批判马克思主义，指责马克思忽视和低估了西欧工人工资增长，从而工人阶级愿意接受改良措施的事实。无怪乎，这本书的副标题是“非共产党宣言”。其实，西欧工人阶级工资的增长、政治态度的转变这类现象的出现，除了与西方工业化的顺利推进有关，还与工人阶级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斗争，以及西方从海外掠夺大量财富，工人阶级分得一杯羹相关。恩格斯在1858年写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对此洞若观火，“英国无产阶级实际上日益资产阶级化了……自然，对一个剥削全世界的民族来说，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的”。
战争、殖民与掠夺实际上反映了西方现代化的非自足性特征，或者说西方的成功离不开非西方提供的市场、原材料、劳动力等。然而，一些学者在处理这个问题时采取了十分巧妙的手段来淡化和掩盖这一事实。例如，S.N.艾森斯塔德以“抗拒”和“变迁”为基调来描述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现代化发源于欧美，之后扩展到全球，不同国家传统的统治者要对这种扩张作出回应，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出现分化，如新的精英群体的出现，他们与传统统治者形成复杂关系，共同影响着国家现代化进程。“现代化的推动力分别来自社会中不同群体或制度中心，在它们之间，对所发展的现代化趋向，有较大程度的不一致性和矛盾。”在这一叙事中，殖民与反殖民全部消失了，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是西方影响和推动非西方奔向现代化的“历史场景”。21世纪初，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各种生产要素在全球自由流动，新技术和全球供应链的形成将各国链接为一个整体，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鸿沟似乎很快会消除，这给了一些学者重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历史的新契机。尼尔·弗格森在《帝国》中将西方历史上的殖民和霸权包装为保障各国实现现代化的基本条件。“在19世纪，大英帝国不可否认地引领着自由贸易、资本的自由流动、废奴运动和自由劳动力运动。它为全球现代化通信网络的发展投入了巨额资本。它在广大地区传播和实行了法治。”在该书的最后，作者还不忘提醒和呼吁美国“有责任向海外传播资本主义和民主的好处”，以继承大英帝国的宝贵遗产。其实，弗格森的言论并不新奇。早在殖民主义时代，一些人就用赤裸裸的人种优越论将西方的掠夺行径叙述为“带领落后人民走向文明”的神圣行为。曾任职于东印度公司、以《论自由》著称的哲学家和家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公开鼓吹：“像英国对印度的统治那样，‘外国人的统治’的极大优势在于，它可以比任何甚至是最优异的本土统治者更快地带动一个民族‘走过若干发展阶段’，并且可以‘清除发展的障碍’。”
（二）将西方对外扩张的历史普遍化
与否认、掩盖西方对外战争、殖民和掠夺历史不同的是，少数西方学者试图将这一历史普遍化。威廉·麦克尼尔在《竞逐富强》一书中详尽描述了近1000年来欧洲如何在每一次社会转型中都无一例外地发展出更致命的杀人武器和更剧烈的军事活动。“在有组织暴力行动的管理方面，截至17世纪，欧洲军队已达到某种新的精确度，甚至因此而呈现出僵化的趋向，但却并未永久地停顿下来。与此相反，技术和组织革新还在继续进行，欧洲人越来越明显地超越了地球上的任何其他民族，直到19世纪，对欧洲而言，推行全球帝国主义已变得轻而易举，而对亚洲、非洲和大洋洲而言，这无异于一场巨大的灾难。”保罗·肯尼迪通过追述1500年以来世界经济力量的对比，描绘国际体系中国家实力的此消彼长，从而引发军事冲突和霸权转移的历史。肯尼迪在提及中国时，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军事实力也会增强，从而会改变地区和世界力量平衡。肯尼迪的逻辑十分清楚，那就是国强必霸。塞缪尔·亨廷顿在谈及这方面的话题时，更是直截了当：“西方赢得世界……是通过它运用有组织的暴力方面的优势。西方人常常忘记这一事实；非西方人却从未忘记。”这些学者论述西方战争、殖民与掠夺发家史，似乎比那些回避这段历史的学者要客观得多，但他们以西方观照世界，暗含之意是：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和将来的崛起必然也会带来战争和暴力，祸及全球。由此，他们的认知还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决定论，无视西方现代化与西方列强对外侵略扩张之间的联系，反而试图将西方列强制造的暴力史普遍化，并将这种普遍化以新的话语叙事强加给发展中国家。
（三）过度夸大单一因素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
过度夸大单一因素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是一类争议较大的问题，而这种单一因素往往又被视为西方独有的。例如，一些学者从所谓的文化价值观角度探寻西方实现现代化的经验或根源，这类研究充满了唯心主义色彩。文化价值观当然会在一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作用，但二者之间的相关性并不一定代表着因果关系，到底是文化影响经济发展，还是经济发展影响文化，需要结合不同国家不同阶段作具体分析。C.E.布莱克在回应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鸿沟问题时，十分肯定地认为：“要想寻求说明这种增长趋势的差异性，就要跨出经济领域而深入政治、社会、心理领域。”换言之，在布莱克看来，作为奠定现代社会基础的经济活动不是最重要的。戴维·S.兰德斯在全球畅销书《国富国穷》中明确主张欧洲中心论。兰德斯认为，工业革命之所以最早在英国爆发，根源在于英国拥有其他国家没有的独特的价值观和体制。“英国早就具备了作为一个国家的优越条件。我这么说，并非仅仅是指统治者的疆域，也并非只是指一个政府或政治实体，而是指一个自觉的、自知的、具有共同的认同和忠诚以及公民身份平等为特征的单位。”作者避而不谈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历史。作者还从欧洲后来的成就倒推和评价历史。例如，兰德斯认为，“产权的概念可追溯到《圣经》所述的年代，并为基督教义所传承和完善”，而严格的产权制度有利于经济发展，欧洲历史上的分裂“导致竞争，竞争则促使君主关心好的臣民”，“分裂是恣意妄为的暴戾行为的急刹车”。总之，在他看来，欧洲历史上出现的与其他地区完全不同的状况，使“欧洲与周围文明迥然不同”，它们都成了为欧洲带来进步的法宝。
与兰德斯随意的结论不同，亨廷顿在列举西方文明核心的体制、实践和信念后，认为现代化不一定意味着西方化。这一论断看似是在否定西方中心论，但实际上，亨廷顿想表达的真实意图是，西方文明具有独特性，这种独特性是“使西方能够在实现自身和世界的现代化中起带头作用的因素”。亨廷顿持有的其实是“天定命运”观念，亦即必然是美国和西方而不可能是非西方国家带领世界走向现代化。这种“天定命运”观念，在有的学者那里被转移到不受意识形态影响的地理因素中。伊恩·莫里斯立足长达5万年的东西方人类发展史，形成了一种将“长时段注定论”与“短时段偶然论”融合起来的解释框架，认为地理因素决定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而社会发展又改变了地理的意义。“西方主宰本身既不是注定的，也不是偶然的，将之称为可能发生的事件更加准确。在大部分历史时期，地理因素对西方都非常有利。我们不妨认为，西方主宰往往看起来可能性更大。”按照这一分析框架，西方主宰世界，早在数万年前就已经注定了。文化价值观决定论与地理位置决定论，看上去截然不同，但都反映了一些学者过度夸大单一因素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犯了绝对主义的错误。
（四）用理想的制度形态解释西方社会变迁
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化叙事的另一类典型表现是用自由主义理论中的抽象模型去裁剪现实和历史，用理想的制度形态解释西方社会变迁，把这类理想的制度等同于西方现实中的制度。这方面的典型例子体现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中。德隆·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A.罗宾逊在该论著中将制度分为汲取性和包容性两类，并从自由竞争市场经济和多元政治体制探究富国与穷国之间发展差距的原因，简单地将制度的包容性与经济繁荣等同起来。“我们理论的核心是包容性经济和政治制度与繁荣之间的联系”。如何才能建立包容性经济和政治制度呢？他们认为，这些制度通常是抵制经济增长和政治变革的精英，与试图限制这些精英经济与政治权力的群体（如新兴改革势力或底层民众）之间爆发重大冲突的结果。为什么少数西方富国可以建立这种包容性经济和政治制度，而多数穷国没有呢？答案是“这其中的许多因素都是历史注定的，并且只能缓慢地变化”。例如，英国在光荣革命后“突然”采取了一系列鼓励投资和创新、保护产权的制度与政策，促进了经济繁荣。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是什么关系呢？“尽管经济制度对决定一个国家的贫富非常重要，但是政治和政治制度决定了一个国家有什么样的经济制度。美国良好的经济制度源于1619年之后逐渐形成的政治制度。”他们用简单的制度因素剖析极其复杂的历史问题，且在回顾西方历史时注入了过多的神秘主义色彩，对发展中国家的分析充满了偏见。此外，他们也没有正确厘清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关系。一个基本问题是：近代西方实现现代化靠的是包容性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吗？抛开前文提及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不说，工业革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西方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利益分化极其严重，二者的政治权力完全不对等，阶级斗争不可避免，马克思主义及其指导下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应运而生。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绝大多数国家的成年女性才获得投票权，而此时的美国依然存在严重的种族对立问题。直至今天，西方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也无任何包容性可言。以所谓的“自由之土、勇士之邦”的美国为例，包括性别、种族、财富、权力、收入、获得医疗和教育机会等方面的不平等和偏见普遍存在，“美国的各种不平等现象几乎比地球上其他任何地方都要严重”。
战争、殖民、掠夺、文化价值观、地理位置这些都是极具争议且几乎无法被发展中国家学习和模仿的要素。那么，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究竟有没有可以为发展中国家效仿的经验呢？答案自然是肯定的。例如，政党、国有企业、产业政策等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完全可以为发展中国家所借鉴。但是，诞生于特殊国际背景，承担特殊历史使命的西方现代化理论不可能将这些有效经验以客观形式展现给世人。迄今为止，研究和提及这些重要经验的论著在西方学术界从不占主流地位。不仅如此，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化叙事往往极力抹杀推动西方崛起的关键要素。在这类叙事中，西方能够实现现代化，依靠的是促进自由贸易、自由竞争，保护市场和大量小型私营企业的“好政策”和“好制度”。这类遮蔽历史事实的做法很早就出现在西方世界内部，如大英帝国在实现工业化且工业品有强大竞争力后，就不遗余力地向欧洲大陆和美国推销自由贸易理念，逼迫各国完全开放市场。德国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较早批判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英国说的虚伪和错误。“一个人当他已攀上了高峰以后，就会把他逐步攀高时所使用的那个梯子一脚踢开，免得别人跟他上来。亚当·斯密的世界主义学说的秘密就在这里。”英籍韩裔发展家张夏准也指出，发达国家并不是通过实施所谓的“好制度”和“好政策”来达到今天的地位的。相反，大部分发达国家频繁采用的是“不好的”贸易和产业政策，如幼稚产业保护政策、出口补贴政策等。这些政策是当今世界贸易组织所不推崇的，甚至是被坚决抵制的。在当代，随着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跨国公司、跨国学术研究机构、传媒公司等大量组织的出现与发展，国家之间的交往和联系日益频繁与紧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得以通过这些“中立”组织将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化叙事和自由主义理念悄无声息地传播到发展中国家，以尽可能地困扰人们的认知，束缚人们的行为。“西方化的诱惑，歪曲了发展的目标，把造就孤立的个人消费者作为努力的目标”，西方高消耗和高消费的生产与生活方式，被发展中国家崇拜和模仿，但发展中国家多数面临资源能源限制问题，走这条道路只会加剧危机和社会矛盾。
三、去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化叙事时代的到来
前文的论述表明，西方现代化理论作为西方国家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新型控制机制，在历史维度上回避原始积累的殖民暴力的本质，在文明维度上抹杀非西方社会的主体性实践，将人类现代化进程强行塞入单线进化论的意识形态牢笼，无法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然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依靠强大的科技和军事力量，以及对外传播能力和叙事能力，这套理论在国际学术界占主导地位，发展中国家长期处于被“他述”的尴尬境地。然而，天下没有永远的霸权，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近些年，随着新自由主义的破产和西方陷入严重困境、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全球南方的崛起，“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正成为历史，去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化叙事时代正在到来。
尽管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早已实现现代化，进入所谓后现代社会或后工业社会，但其并不能克服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虽然自由选举、“一人一票”等体制，特别是战后建立的社会福利制度提高了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和政治地位，弱化了工人阶级的革命斗志，暂时缓和了西方社会的阶级矛盾，但没有根本改变资本逻辑在社会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现实，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全球化再次释放垄断资本的贪婪本性，致使阶级矛盾和社会分化空前严重。此外，统治阶级经常以自由之名放纵和愚弄民众，社会娱乐化程度严重，民众的知识和道德处于退化之中。特别是随着后现代主义价值观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民众的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被弱化，个人的归属感逐渐丧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凝聚力不断下降。实践表明，西方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严重失调的现代化，是少数人享有的现代化，民众被塑造为适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单向度的人”，更无法为当下全球面临的许多问题提供启示和借鉴。时至今日，“西方文明的演化缺乏方向，充满困惑和混乱的信号”。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西方不仅在经济上增长动能不足，而且政治上乱象丛生，彻底扯下了长期掩盖在西方国家身上的“民主自由”“政治优越”等遮羞布。可以说，这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面临的生死困境。当下，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不仅丧失了引领世界的能力，成为旧文明的维护者，而且采取讹诈、对外转嫁危机等方式危及世界和平，阻碍人类文明进步。
与西方陷入严重困境，特别是西方现代化引发世界发展失衡、战争与危机不断、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等大量问题不同，体量巨大的中国快速崛起，打破了将西方模式视为普世的迷思，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为全球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美好世界的建设不断增添动能。中国式现代化顺利推进，向全球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立足本国国情探索的自主发展道路，是内嵌于悠久中华文明，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旨归，坚持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新型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不仅给中国带来发展，也为世界带来福音：它提升了中国维护世界和平的能力，为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增添更多确定性；创造了大量发展机遇和经验，为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注入强劲动能；丰富了世界文明百花园，为建设一个包容开放的世界开创了美好前景；开辟了解决人与自然矛盾的新路径，为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提供可行方案。
全球南方曾长期被视为经济落后的代名词，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奋斗，21世纪以来，全球南方国家的经济快速增长，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全球南方的崛起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也表现在政治和外交等方面。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非西方国家无法表述自己，只能被西方国家表述，缺乏自主性。这种状况正在被逐步改变。全球南方国家将坚持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和外交视为发展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主张维护本国的合理权益，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西方跨国公司和垄断资本的控制。同时，全球南方国家近些年积极推动国际组织改革、倡导多边主义、加强南南合作，提升自身的发言权和影响力。因此，全球南方国家的崛起，不仅使全球发展的版图更加全面均衡，也使世界和平的基础更为坚实稳固。
综上所述，西方国家虽然率先实现了现代化，但西方现代化的资本主义性质决定了其必然通过对外扩张的方式支撑现代化的高昂成本，广大发展中国家成了西方现代化的牺牲品。作为现代化的先行者，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仅以强大的实力主导世界体系，更炮制了盛行一时的现代化理论，导致迫切渴望实现现代化的大量发展中国家产生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并在实践中遭遇严重挫折。西方现代化理论实质是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化叙事，是西方国家制造的意识形态，属于思想领域的殖民主义，目的是在观念上宰制发展中国家，最终维护西方对全球的支配权和垄断权。
中国式现代化的顺利推进和全球南方的快速崛起，正开启多元现代文明共同发展的人类历史新阶段，充分表明现代化是多选题，不是单选题。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追求现代化的进程中，应加强叙事传播，向国际社会真实、全面、客观展示发展成就，维护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此外，发展中国家应反思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时代西方主导的学术范式，加快构建“南方理论”，提升知识生产能力。可喜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的学者们坚定理论自信，积极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并产生了一批高质量成果，这是摆脱西方“普世价值”束缚，打破西方“学术霸权”的重要表现，必将为本国在广阔的空间实现更好发展提供强大思想支撑。
谢长安，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5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