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全球化背景下，基于建构性视角的中国国家叙事学和中国话语学研究，尚在起步阶段，并未系统解决“说什么—怎么说—怎么做”三大核心问题。对此，可基于管仲“家—乡—国—天下”层级治国思想和实践方法论，从民族国家叙事、城乡行业发展叙事、百姓日常生活叙事三个基本维度，建构大、中、小三个叙事层次的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即通过“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的大叙事，确立文明坐标，提供意义框架；通过“以乡为乡”的中叙事，建构经验证据，阐释发展理性；通过“以家为家”的微小叙事，激活情感共鸣，实现价值共振。通过建立意义循环机制、动态调适机制和跨媒介叙事机制，最终形成“从分层传播到意义共生”的三维叙事协同机制，为国际传播提供兼具“文明机理—实践动能—人性温度”的实践方法论。
索绪尔曾有一个著名的比喻，语言“好比一张纸，思想是其正面，声音是其反面，我们切割一面的时候不可能不同时切割另外一面。同样在语言中，我们既不能使声音脱离思想，也不能使思想脱离声音”。在国际传播场域中，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是一体两面、不可分割的综合性议题，其基本维度不仅涉及“何以中国”之思想内核体系，而且包括“中国何以”之国际传播内容体系。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直接关乎国家形象塑造、国际话语权建设和国际传播效能提升。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这表明构建一个清晰、自信的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既能够推动更具效力的国际传播内容体系建设，又能够积极回应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污名化，有助于消除国际民众对中国发展的“误读”，向世界展示真实的中国形象，同时能够促进国际合作，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中国有着五千年文明的悠久历史，叙事话语资源非常丰富，管仲学派的“层级治国思想”，为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提供一个兼具中华文化根基与当代实践意义的分析框架。管仲学派认为，国家治理必须在“家—乡—国—天下”四个相应层级上使用相匹配的规则和方法，不能用家族“人情规则”来治理乡里，也不能用治理国家的“法令规则”来处理天下事务。每个层级（家、乡、国、天下）都有其独特的运行逻辑和治理规则，绝不能规则错位，也不能无主体性和差异性，更不能狭隘偏私。它启示我们，对外传播不能是内部话语的简单平移，一个成熟、有效的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必须具有针对性和层次性。基于此，本研究从民族国家、城乡行业发展、百姓日常生活三个维度，建构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
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大叙事的文明基因与政治表达
“以国为国”是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逻辑起点和原则底线，是传递国家意志、描画民族图腾、引领人类发展的大叙事，多从国家命运、民族前途、政治博弈、社会变迁等角度出发，向全世界展示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和充满活力的现代社会。大叙事维度要求对外叙事必须首先确立中国作为一个现代主权国家的核心身份、利益与原则。但从国家叙事学的视角，如何诠释“民族国家”及其“中国故事”，是一个复杂的世界性叙事。如何消除中西方“世界观”和“中国观”的隔膜，是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核心挑战。
在近现代以前东亚世界的政治秩序中，“中国”概念中的“文化中国”和“政治中国”是合二为一的。罗梦册在《中国论》一书中提出，中国有“天下性”的一面，也有“国家性”的一面，所以中国是“天下国”。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提出，一个民族自治其族者，是为民族国家即族国，一个民族统治其他民族者，是为帝国，而一个民族领袖其他民族以求共治者，为天下国。天下国超族国而反帝国，是国家之进步的形式，也或许是最进步的形式。在中国的近现代思想史上，许多思想家也认为，中国不是一个普通类型的国家，而是一个特殊类型的国家，曰“超国家类型”。中国的“国”并非西方话语中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概念所能完全概括，它内在地包含着一个“文明型国家”的悠久历史与独特禀赋。“毋曰不同国，远者不从”，意味着中国自古以来就尊重他国与自己的“不同”，这正是中国“民族国家叙事”的文化基因和历史根基。因此，民族国家叙事必须将现代国家主权原则与中华文明“天下为公”“和而不同”的政治理想相融合，在“以国为国”的基础上，追求“以天下为天下”更高层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秩序。本文提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大叙事，要围绕“传统中国文化故事”“现代中国发展故事”与“全球中国开放故事”三大体系展开建构。
传统中国文化话语和叙事体系的构建。应以文明性为诉求，以作为“意义之网”的文化为纽带，讲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在当代语境下开启文明转型的国家故事。实践表明，文化中国是一个好的叙事母题，相较政治中国、经济中国等其他中国议题，其具有更高的受众友好度和更强的交流异质性，更容易在国际传播实践中获得情感连接和文化碰撞的新鲜感，也更容易在理论话语中生产共享知识、达成共情理解。依托文化中国可以穿越时空，有效整合多样化故事资源，更易展开中国故事的“元叙事”传播战略。
构建传统中国文化话语和叙事体系的关键在于，应将“文化中国”作为兼具丰富内涵和厚重积淀的中国IP加以培育，建议重点聚焦“家庭价值观、春节、汉字、《西游记》、儒释道”五大故事题材，将其作为一组具有示范性和实验性的故事—话语—叙事样本，围绕文化理念、文化仪式、文化符号、文化产品、文化活动、文化信仰六个维度构建文化中国的IP故事世界。实施讲好中国故事元叙事传播战略，具体包括家庭价值观话语和家庭公共外交叙事体系、春节非遗话语和仪式叙事体系、汉字多模态话语和跨媒介叙事体系、《西游记》多模态话语和文旅融合叙事体系、儒释道文化信仰话语和中国思想理念叙事体系。运用国际受众“听得懂、愿意听、乐意传”的表达方式，充分展示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与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的贡献。
现代中国发展话语和叙事体系的构建。应以现代性为诉求，以中国式现代化为核心概念，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建设成就为主线，讲述中国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以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故事，讲述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充分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发展活力。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由是观之，独立自主、和平发展、高质量发展等构成现代中国发展话语和叙事体系的核心概念。
全球中国开放话语和叙事体系的构建。应以经济全球化为诉求，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底本，讲好全球治理、国际经济合作发展、国际社会共荣、国际文化交流、国际生态环保的故事。构建全球中国开放话语和叙事体系的关键在于，以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为核心诉求，讲述中国融入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故事。突出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角色，构建开放、合作、共享的国际形象。
在国际话语场域，文化、发展、开放是能够聚焦国际话题、形成国际话语标记的三个关键性概念。“文化”是与“文明性”相关的概念，是具有中心意义的重要科学概念；“发展”是与“现代性”相关的概念，是代表社会变迁和国家发展的先进性指标；“开放”是与“全球性”相关的概念，是一种“使得经济以最有效的方式为大多数人而运行的力量”，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这三个核心概念能够推动形成清晰的微观话语结构，从而构建具有高度解释力和竞争力的国际话语框架。
因此，在全球化语境下，我们应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宏观话语框架下，聚焦文化、发展、开放三个关键词，建立中国文化话语和叙事体系、中国发展话语和叙事体系、中国开放话语和叙事体系，这些大叙事体系构成“讲好中国故事”的宏观和微观结构，有助于解决中国对外话语的信息性失语或主题性缺失的问题，它们是最能够彰显中国话语说服力的底层叙事和软实力工具。
以乡为乡——中叙事的实践逻辑与技术赋能
“乡”是连接“家”与“国”的中间场域。在当代语境下，“以乡为乡”对应的是省域、城市、乡村以及各行各业等中观层面的治理实践与发展故事。当前，中叙事正日益成为中国对外叙事的主要渠道和实践窗口。城乡是因城市和乡村功能差异和互补而形成的相互依存、互促共荣的共同体，随着乡村全面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进入国际公共话题领域，以城市乡村和不同行业为切入点，讲述中国在地方治理和行业实践中的成功经验越来越受欢迎。这些“中叙事”既不追求大叙事的全面性、普遍性，也不局限于小叙事的具体事件或个体经验，而是关注某个地域空间在一定范围内的发展和变化，关注城乡在具体主题或议题方面的发展变迁。究其实质，中叙事是现代化理论在中国语境下的在地化重构，应以中国城市和乡村叙事为纬、以中国行业和职业叙事为经，围绕城市发展叙事、乡村全面振兴叙事、城乡交往叙事、各行各业发展叙事等主题展开。
城乡行业发展叙事的主体内涵。一般而言，中国对外话语与叙事体系构建，应基于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城市与乡村三组概念，建立理解中国、读懂中国的基本框架。如果说民族国家叙事体系是安德森所谓的“想象的共同体”视角，那么城乡和行业叙事体系则是“实在共同体”视角。城市和乡村是中国社会的二元化存在，虽不具备绝对意义上的“文化自明性”，却具备叙事意义上的“主体自明性”。城市与乡村属于不同的地理空间和文化空间，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大不相同。但在一体化的社会语境中城市与乡村呈现出复杂的交融。作为不言自明的地理存在，城乡中国和行业发展在城乡交往和城乡文化建设中彰显出“主体性”或“主体间性”，在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的复杂交织中，城乡融合叙事凸显出中国形象的深邃和厚重。因此，系统构建中国城乡和行业发展对外话语和叙事体系，可以反映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一整套制度设计、历史延续，可以展示中国发展的“实践逻辑”与“治理效能”，为宏大叙事提供坚实而丰富的经验证据，有助于克服“叙事悬浮”难题。
城乡行业发展叙事的理论建构。对中国城乡行业叙事的考察，有助于辩证地理解城市与乡村的关系，以及各行各业的发展现状，进而重建中国城乡行业叙事与对外话语体系。简单地说，20世纪的中国大致有四类城乡行业叙事：其一，启蒙叙事，即城市代表着进步，乡村代表着发展滞后；其二，现代叙事，即城市代表着文明，乡村代表着质朴；其三，革命视角，即城市象征着机遇、财富和职场打拼，乡村象征着传统、回归和留守。其四，浪漫视角，即城市与工业污染相关联，乡村寓意生态田园；城市代表着农民工和小镇青年梦寐以求的“诗和远方”，乡村代表着城市人的“精神原乡”桃花源。一般而言，中国城乡话语和叙事往往以二元对立的方式呈现城乡之间的差异和矛盾，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差距在无形之中被放大，逐渐形成一种“刻板印象”。如果说20世纪以来乡土中国的话语，蕴藏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那么21世纪以来“乡村全面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话语，则同构性地表现出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的历史变化，让人感受到“乡土中国”“城乡中国”向“城镇中国”的现代化转变。
因此，在理论建构层面，应突破“传统—现代”二元对立叙事，建立“流动的现代性”理论框架，结合曼纽尔·卡斯特“流动空间”理论与项飙“附近消失”的观察，提出“压缩现代性”概念——中国城乡行业发展同时经历着工业化、信息化、生态化的三重转型，这种时空压缩性既产生“数字鸿沟”等结构性矛盾，也催生“直播电商赋能传统产业”等创造性实践。这些将抽象的“中国模式”转化为可感知、可比较的治理样本，证明中国大叙事具备强大的地方执行与制度适应性。它们共同构成了一幅“中国之治”的生动画卷，向世界表明，中国的成功并非偶然，而是源于一套行之有效的、能够在不同层级落地的治理体系。
城乡行业发展叙事的实践方法。对外叙事不能仅停留在国家理念的宣示，必须提供丰富的“中观”案例作为支撑。讲述深圳的创新生态、浙江的数字治理、贵州的大数据产业或湖北“精准扶贫”在具体县域的落实过程，正是“以乡为乡”的体现。城乡行业叙事应通过聚焦数字化转型中的结构性变革，展现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独特性，让人真切感受到城乡居民的生存实况、身份变迁与精神追求，呈现出多方融合、共生共荣的中国新城市、新农村、新农业、新农人、新职业叙事主体形象，最终完成城乡中国精神结构与命运变迁的对外话语体系建构。城乡融合叙事应以“县域经济”“特色小镇”为载体，通过“产业集群＋直播电商”等案例叙事，阐释“新型城镇化”的“去中心化”发展路径，通过抖音、小红书等社交媒体平台形成“生产—传播—消费”闭环，这样不仅重构经济产业价值链，更创造“Z世代参与活化”的新型文化治理模式。
除城乡叙事之外，行业转型叙事也是中国叙事的重要主题。行业职场叙事是关乎国计民生的一个现代性面向，是呈现现代社会制度、现代职业精神与文化追求的具体体现，能够反映法治、医疗、教育、养老等各行各业的发展水平，展现国家经济社会结构的多样面貌。各行各业都应为中国叙事提供大历史背景下的“小历史”轨迹，大叙事语境下的中叙事话语。行业职业叙事能够建构中国叙事体系的表层结构和深层逻辑，不断拨开事物的芜杂与暗影，直指行业真实面貌，为建构中国行业职业的故事世界提供故事情节展开的逻辑背景和息壤，进而丰富中国叙事的生动视角与丰饶空间，增强其深度吸引力。
在实践方法上，首先，应将丰富的城乡行业场景打造为世界级旅游目的地，成为“China Travel”的网红打卡地，这是吸引公众参与的重要方法和路径，是构建中国城乡对外话语和叙事体系的实践方法论。从城市更新到乡村全面振兴的叙事，两者之间共通的底层逻辑，是依靠“场景内容”的持续运营，场景叙事聚焦“远者来，近者悦”，即远方的人能够来，近处的人能够常来。因此，构建中国城乡和行业叙事体系的共同目标，应以人为出发点，寻找“地方叙事”的逻辑起点，围绕人、事、物、场、境五大维度，打造具有吸引力的实体公共空间，促进国内外民众之间的交流互动和文旅体验。其次，应持续深耕并拓展“讲好中国故事创意传播国际大赛”等活动的传播力、影响力，使其在国际传播场域成为“全民参与讲好中国故事”总动员机制和公共活动平台，这是中国好故事内容生产和网络传播的实践方法论。讲故事大赛作为一种具有复制性和创新性的文化生产系统，可以打造UGC、PGC、OGC、PUGC、MGC、AIGC等多方主体协同生产模式，将中国故事国际传播实践，由从上到下的“公传播”变成从下往上的“共传播”，从由内而外的“内传播”变成内外兼顾的“整合传播”，从由中国自己说自己好的“自传播”，变成让别人来说中国好的“他传播”。讲好中国故事创意传播国际大赛的重要意义在于，依托各行各业“基于事实的巧传播”，映射城乡中国与行业发展的双重变革，以更具穿透力的视角解读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独特经验，为中国故事注入生动鲜活的传播内核。
城乡行业发展叙事的技术赋能。当前，乡村全面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亟待通过技术赋能，生产符合国际受众需求的传播内容。人工智能技术蕴藏着改变中国故事国际传播生态的巨大潜能。Chatgpt、Deepseek、Sora、可灵等大语言模型展现了文生、图生、音生视频的“世界模拟器”的全新可能性，中国故事短视频的内容生产自动化与媒体形态一体化面临着巨大机遇和挑战。我们需要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中国城乡行业对外话语和叙事体系建构，推动中国故事智能化精准传播。智能化批量生产的中国好故事可以作为一种具有公共道德性、公共精神性、公共象征性、公共修辞性的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在行动、信仰与精神层面建构国际社会对中国社会更深层次的了解、理解和信任想象。
技术赋能叙事应超越技术决定论的浅层解释，通过建立“技术嵌入—制度调适—社会变迁”的因果链条，将技术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并与社会制度形成双向互构。行业转型叙事的理论突破点也需要通过技术赋能，重构“中心—边缘”的产业话语体系。应聚焦“新基建”“双碳”等战略目标领域，建构“技术自主—产业升级—全球贡献”的递进式技术赋能叙事，揭示中国如何通过“技术赋能”的全产业链布局，重构全球经济产业链的权力格局。如将新能源汽车叙事与“双碳”目标相联结，构建“技术创新—生态治理—全球责任”的复合话语体系。
以家为家——小叙事的情感连接与价值共振
“家”是人类情感的最小共同体，也是普世价值的最强共鸣场。“以家为家”小叙事必须尊重并深入个体生命世界的微观逻辑，以真实、具体、充满烟火气的日常生活作为叙事的基石。
百姓生活话语和叙事体系的内涵与理论建构。一个完整的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结构，不能只包含自上而下的民族国家官方叙事，或者以城乡行业为代表的传统媒体公共叙事，还应包括作为“公共叙事的补充”的个体叙事。个体叙事参与能够拓展中国话语空间，形成对国家话语和公共叙事的有效补充。国家叙事作为一种战略传播方法，是通过文化建构形塑“我们群体”的一种手段。从世界范围看，国家叙事的权利主要集中于国家机构、媒体以及文化机构手中，且呈现“类型化”特征，国家媒体叙事影响全球公众的个人叙事。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为每个个体的故事叙述提供更多渠道和发展空间，“小叙事”或者说是“地方化”的中叙事得以蓬勃发展。“去中心化”“平权化”的网络传播，使个体叙事有可能成为影响、引导甚至改变世界各国国家叙事的“替代方案”。所谓“小叙事”是指着眼于日常生活化的微观叙事、“更谦虚”的凡人化故事，多以个人成长与自我实现、家庭与亲情等为叙事主题。小叙事的生活经验建构能够使日常生活世界变成贯通历史、现在、未来的生活共同体。正所谓，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自下而上的个体叙事能够站在“个人”的立场，从人伦、亲情、情感、性格、人性角度出发，对“个人”复杂的生活处境和微妙的心理世界进行细致描摹，通过细节的琐碎化、情节的日常化和价值的中立化等叙事方式，展现真实的中国生活景观，实现与中国现实社会的深度同构。
小叙事体系的理论建构需实现“生活世界”的现象学转向。依据阿尔弗雷德·舒茨的“社会世界意义构造”理论，中国百姓日常生活叙事不应停留在采集经验事实层面，应揭示日常实践背后的“意义之网”。比如，对于“小镇做题家”现象的社会学解读，表面是教育流动性的个体叙事，实质折射出“科举文化基因—高等教育大众化—就业市场转型”的多重张力。这种分析路径可融合皮埃尔·布迪厄的“惯习”理论与项飙“工作洞”概念，形成“结构制约—个体策略—情感体验”的三维解释框架。小叙事的方法论突破在于借鉴“情感转向”理论，建立“生活政治”叙事范式，通过“具身化体验—符号化表达—仪式化传播”三阶模型，实现政治话语的日常生活转化。
构建百姓生活话语和叙事体系的路径。在媒介技术迅速发展背景下，社交媒介为个体发声提供平台支撑，短视频个体叙事异军突起，创造出丰富的媒介内容。“过去一年，2.3亿小镇青年在快手上发布了超过28亿条短视频”。其叙事主题较为分散，主要集中在生活、表演、情感、居住、景色等类别。小镇青年的个体叙事，体现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成为展现中国真实形象的重要入口。如短视频创作者李子柒，站在个体叙事的立场，以田园乡村为背景，展示解决日常生活难题的传统手工技艺，将观众带入现实的中国美景、美食以及人民的美好生活当中，使其感受中国人的生活体验与情感经验。诸如此类的百姓生活故事是充满生命力的中国叙事，其通过展现普通大众丰富多彩的生活，创造出充满“审美共通感”的中国形象。因此，构建中国百姓生活话语和叙事体系，应积极突破人物脸谱化、叙事类型化、情节模式化的“宣传味”叙事，凝练既具有时代特征，又具有人类普遍性属性的日常生活叙事，实现对中国人新生活方式的生动再现。日常生活叙事不仅要捕捉生活的滋味，展现柴米油盐、人间烟火，也要站在永恒人性的看台上审视人类的生活旨趣，在日常生活的芜杂世相中，精心筛选能够从本质上反映中国人生活方式的细节和情节，并以创新的形式将其呈现出来。
进行受众细分和精准传播，探索和制定差异化、分众化、精细化的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是有效配置传播资源，优化传播效果的关键所在。应重点围绕老、中、青、少、幼五个年龄层，构建不同生命阶段的共性和个性叙事话语体系。其一，重点围绕衣食住行、吃喝玩乐、生老病死等生活主题，构建百姓日常生活的共性话语和叙事体系；其二，围绕老年休闲康养、中年家庭生活、青年奋斗成长、少年读书求学、幼年童话神话等主题，构建百姓日常生活的个性话语和叙事体系。比如，应重点针对数字时代全球青少幼群体，提供具有针对性和适配其消费特征的多模态内容叙事。这些个体虽然存在区域国别差异，但具有“数字原住民”的共性特征和相似消费需求，更青睐短视频、表情包等形式的视觉化表达。因此，应有针对性地打造符合这类群体话语风格的文字、图片、音乐、影视等多模态话语，促进官方话语的“年轻态”表达。通过网络二次元文化符号和新潮时尚的“网络模因（meme）梗”，促进中国与世界青少幼群体双向沟通。针对不同粉丝文化的流行趋势，打造由汉服、饮食、影视剧、音乐、游戏、体育、节庆等组成的中国“国粉”文化和国潮文化矩阵，将培育粉丝文化与发展文化产业相结合，推进中华文明与世界多元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
三维叙事的协同机制：从分层传播到意义共生
立足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新方位，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不仅是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战略核心，更是在全球范围内推动文明对话与创新的理论基石。这要求我们以更开放的心态处理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全球、政治与文化的复杂关系，在动态平衡中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意义的新叙事范式。只有从民族国家到各级政府，从城市乡村到行业企业，从组织个体到精英草根，形成多样化、立体式、交互性的中国叙事格局和讲故事生态网络，才能不断推动中国对外话语从学院式的“象牙塔”和自说自话的“语言牢笼”里走出来，更好融入具体生动的国际传播实践场景中，自然演化出包括中国思想知识叙事体系、道德规范叙事体系等在内的一系列中国特色社会治理叙事体系，向世界展现全面、立体、真实的中国。
构建新叙事范式应超越机械的系统论思维，基于复杂系统理论，建立意义循环机制、动态调适机制和跨媒介叙事机制，最终形成从分层传播到意义共生的三维度叙事协同机制。意义循环协同机制应围绕大、中、小三个叙事层级，建立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两条意义循环链。如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大叙事）—“中老铁路”（中叙事）—“跨境商贩Vlog日记”（小叙事）的自上而下意义循环链中：大叙事的文明价值通过中叙事的制度实践具象化，最终在微观生活场景中实现意义再生产；而在TikTok上，“中国乡村美食”短视频（小叙事）—“乡村全面振兴”（中叙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大叙事）的自下而上意义循环链中：小叙事的烟火气和生活味获得大量网民情感共鸣，引发国际关注，中叙事的乡村美景和消费场景被赋予“乡村全面振兴”意涵，最终指向大叙事层面的“文明型国家发展道路”。各叙事层级形成“全息嵌套”结构，这种机制符合安东尼·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理论——叙事结构既约束又赋能个体行动，微小叙事的日常记录无意中成为国家战略的民间注脚。
动态调适机制可基于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结合赫伯特·甘斯“新闻价值”理论与算法推荐机制，构建叙事敏感度评估矩阵，实时监测国际舆论场的叙事偏好与认知盲区，可以通过“文化距离—信息熵值—情感极性”三个维度对“叙事敏感度”进行评估，动态调整三层次叙事的权重配比——在文明对话场景中强化大叙事，在技术合作领域突出中叙事，在人文交流中深耕小叙事。比如，在伊斯兰文化圈传播时，增加“清真产业园”的中叙事权重；面对欧洲受众则突出“工业遗产活化”的小叙事，这种差异化的叙事配置体现了不同文化语境需要配置特定的意义转换机制。
建立跨媒介叙事网络机制，应打造“纪录片（大叙事）＋行业白皮书（中叙事）＋社交媒体话题（小叙事）”的内容组合拳。例如，依托《超级工程》纪录片展现国家能力，由《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报告》提供专业背书，“比亚迪车主海外自驾”的用户生成内容引发共情。在“纪录片—白皮书—短视频”的内容组合中，不同媒介形态形成互补的意义生产机制：4K超高清纪录片《超级工程》通过“技术崇高”的美学震撼建构认知权威，行业白皮书以“数据可视化＋模型推演”完成专业背书，抖音挑战赛“中国智造”则通过用户生成内容实现参与式传播。这种多媒介叙事策略可以在不同媒介平台的内容流动中，形成集体智慧的生产网络。
总之，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应遵循国际传播规律、互联网传播规律和市场消费规律，围绕“民族国家、城乡行业、百姓生活”三维度进行大中小叙事，并通过意义循环链形成有机整体，使中国叙事既保持文明的厚重感，又具备时代的生命力。
结语：迈向“如地如天”的天下叙事
在全球化背景下，基于建构性视角的中国国家叙事学和中国话语学研究尚在起步阶段，并未系统解决“说什么-怎么说-怎么做”三大核心问题，两千多年前管仲学派提出的“层级治理思想”，对于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管子·牧民》开篇强调，“以家为乡”“以乡为国”“以国为天下”，都是违反运行逻辑和规则体系的；统治者必须遵循“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的差异性逻辑与主体性原则，这一思想对于当今处理中国与世界关系，辨析对内话语和对外话语、国内叙事与全球叙事的差异，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本研究基于管仲学派“家—乡—国—天下”分层治理的运行逻辑与规则体系，建构了宏观—中观—微观多层次协同叙事体系：通过“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的大叙事确立文明坐标，提供意义框架；通过“以乡为乡”的中叙事建构经验证据，阐释发展理性；通过“以家为家”的微小叙事激活情感认同，实现价值共振。在此体系中，“民族国家”大叙事划定叙事起点和基调，决定“说什么”；“城乡行业”中叙事提供叙事背景和路径，规范“怎么说”；“个体百姓”小叙事则是具体的叙事系统，明确“谁在说”和“对谁说”。大叙事打造“文明型国家”的元叙事，中叙事构建“发展型社会”的专业叙事，小叙事培育“情感型传播”的生活叙事，三者最终形成“文明机理-实践动能-人性温度”的立体化叙事实践系统。
正如管子所言:“毋曰不同生，远者不听；毋曰不同乡，远者不行；毋曰不同国，远者不从”。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必须主动超越基于血缘（不同生）、地缘（不同乡）和国家（不同国）的狭隘认同，才能避免国际社会（远者）不听、不行、不从的疏离局面。中国话语与中国叙事体系的建构，本质上是“文明对话”的知识生产实践，是文明主体性的再确认过程，需超越“文明冲突论”的对抗逻辑，转向文明交流互鉴的共生哲学。尤其在人工智能深刻改变人类认知的今天，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创新既要避免“东方主义”的自我他者化陷阱，也要反对“文化本质主义”的排他倾向，更要警惕赫胥黎“美丽新世界”所警示的技术乌托邦陷阱。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必须秉持“如地如天”“如日如月”般的公正无私原则，在“以国为国”的基础上，积极迈向“以天下为天下”的更高维度，通过将中国文化置于文明交流互鉴、中国发展融入全球共同发展、中国开放置于全球治理的叙事框架之下，建立起一个更具包容性和吸引力的“国家利益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惟其如此，才能有效地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一种“挑战”隐喻，转变为“提供新解决方案”的机遇叙事，从而占据道义制高点。
陈先红，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博导，中国故事创意传播研究院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研究方向为公共关系与战略传播、国家叙事与国际传播，主要著作有《公共关系生态论》《公共关系学的想象：视域、理论与方法》《讲好中国故事元叙事传播战略研究》等。
来源：《学术前沿》杂志2025年第19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