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13日，我在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的杨振宁办公室，第一次见到了杨先生。他之所以约见我，是因为我此前发送的一封邮件。信中提及，我希望对他与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同事弗里曼·戴森（Freeman Dyson）开展比较研究——那是他学术黄金时期的重要伙伴。当时我还是首都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的一名博士研究生。令人意外的是，杨先生竟通过邮件里的联系方式，邀请我这样的年轻人到清华大学细谈。
谈及戴森，杨先生回溯了两人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共事的岁月。临别之际，杨先生送给我很多书，并在他最看重的《杨振宁论文选集》上签了名。
那天我满载而归，骑车返回首都师范大学时，有一种“春风得意马蹄疾”的快感。后来杨先生又约我谈了几次，我觉得幸福极了。
2014年毕业后，我依然和杨先生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系。
杨先生跟我讲：“如有来生，我要做一个数学家。”这句话背后，藏着一段往事——先生年轻时本想学数学，却因父亲的不赞成，最终转向物理学领域。即便后来他在物理界成就斐然，那份对数学的初心与遗憾，仍会不经意间流露。
2015年2月2日，《纽约客》推出了关于华人数学家张益唐的专访，杨先生第一时间通过邮件发给我，建议我把文章翻译成中文，向国人宣传张益唐。为此，我曾发邮件请张益唐协助校对译稿。多年后，当我有幸见到张益唐本人，向他自我介绍时，他一下子就想起来我是那篇访谈稿件的译者，立即表达感谢。其实他该谢的，是杨先生。
在与杨先生的交往中，我深切感受到他对科普事业的重视。他曾撰文写道，“我非常高兴地看见中国大陆目前对科普工作的重视，在提高国民的科学素质方面所做的努力有目共睹，这是推动中华复兴的明智之策”。这份重视也融入对后辈的悉心扶持。那几年，我写的科普作品时常发给杨先生过目，他会提一些极具体的建议。更让我感念的是，先生曾两度主动提出与我合作撰写科普文章。我深知自身学识与资历尚浅，担心自己难以匹配杨先生的学术高度与思想深度，最终未能积极响应。我还偶然得知，他曾试图建立科普基金，资助年轻人做科普，但未成功。我知道，在他心中始终在为年轻人考虑。
杨先生助力后辈成长的“指路”情怀，始终贯穿其学术生涯与人生经历。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杨先生曾多次回国，参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原子能所等高校和研究机构，并作了若干场学术报告，与研究人员进行交流。归国后，杨振宁先生写了一首五言诗《归根》，其中有这样的句子：“神州新天换，故园使命重。学子凌云志，我当指路松。”从这些诗句中，我们能感受到杨先生甘于奉献、奖掖后学的博大胸襟。
最后一次见杨先生，是在2021年5月。他送我一本商务印书馆在2020年重印的《杨振宁论文选集》，并在书上题字。
正所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杨先生对自己论文中的不足之处也了然于胸。有一次，在讲到一篇文章时，他颇带惋惜地说道，“你要是懂物理，我可以给你讲得更细些”。他或许是想让后人知道哪些工作还值得做、有得做。
杨先生对数学的美有着极高的品位，对物理的真有着极深的洞察。他给我的感觉是“春风大雅能容物”。可惜如今先生不在了。我想念他。
（作者系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理学院讲师、《归来仍是少年——杨振宁传》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