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全球化视域下，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化解人类文明危机提供价值引领：面对国际体系失序危机，全人类共同价值助力打破本国至上、强权至上的西方中心主义窠臼，摒弃“中心—外围”的关系范式，突破以强凌弱、“丛林法则”的国际秩序准则；面对全球治理失灵危机，全人类共同价值助力治理环境优化、治理规则变革、治理追求实现，构建更加公正、有序、均衡、包容的新型全球治理体系；面对意识形态对立危机，全人类共同价值着眼于价值理念层面凝聚思想共识，内蕴对西方意识形态话语欺骗性的深刻揭露，助力实现中国对外价值观的拓新与升华；面对文明冲突加剧危机，全人类共同价值内蕴对“他者”文明形态的理解包容，推动构筑多元文明对话交流新格局，助力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同频共振。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对化解人类文明危机的价值因应，在理论与实践中彰显出深层价值意蕴。
［关键词］全人类共同价值；人类文明危机；价值引领
［基金项目］本文系山东大学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专项重点项目“从马克思文明观到新时代文明交流互鉴：理论逻辑与现实向度”（项目编号：24XWH02）的阶段性成果。
从蒙昧走向启蒙、专制走向民主、封闭走向开放，人类文明发展的跃迁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演进历程。然而，当今人类文明发展遭遇重大挑战，不稳定因素与结构性变革相互交织，合作共识与离心倾向激烈博弈，发展机遇与潜在风险深度互嵌，人类未来终将走向何处？面对国际体系失序、全球治理失灵、意识形态对立、文明冲突加剧等文明危机的具象化表征，中国共产党深刻洞察人类文明发展走向，在批判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价值分歧中，倡导践行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这是人类文明史上一种全新的价值建构，这一建构植根于人类漫长的历史实践之中，生发于不同文明形态的差异性之上，其中内蕴的多维价值理念有效推进了现代社会文明交往方式的深刻变革，不仅为国际社会在世界未有之大变局中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提供了极具东方智慧的治世之道，同时也为化解人类文明危机提供了价值引领。
一、全人类共同价值助力化解国际体系失序危机
纵观世界历史进程，西方所主导的传统国际体系无不诉诸强权、霸权。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传统国际体系在应对全球化进程中涌现的新挑战、新议题时显得力不从心，国际社会亟待形成新的价值秩序以引领人类前行。中国共产党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指引构建新型的主张并不是抽象的概念演绎，而是蕴含着化解国际体系转型困境的价值指引，有助于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窠臼，摒弃“中心—外围”的关系范式，突破以强凌弱、“丛林法则”的国际秩序准则，对于引领国际体系转型具有重要作用。
其一，有助于打破本国至上、强权至上的西方中心主义窠臼。在冷战思维和集团政治回潮的全球化时代，西方中心主义大行其道。作为一种本位主义认知框架，西方中心主义指涉的是在国际交往中西方国家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模式和处事方式。正如任何一种“主义”的生成均受制于特定时空坐标下的物质生产关系，西方中心主义的形塑亦遵循此规律：资本主义的全球布局为其提供了物质基础与扩张动能。特别是，资本逻辑的内在驱动迫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须突破空间界限以实现价值增殖，“资本通过自己的增殖来表明自己是资本”。在此进程中，西方中心主义的过度膨胀也不可避免地引发了诸多系统性风险，致使全球交往中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信任赤字进一步加剧，对于民主化进程造成逆向冲击。有别于西方中心主义在价值排序上预设了西方文明的优越性、推行“自我中心”“本国优先”的单边主义价值理念，全人类共同价值立足于人类社会的整体性与实践性，以“现实的人”为逻辑基点，确立起“共同体本位”的价值坐标，这就突破了西方个人主义认知框架的局限性。一方面，全人类共同价值致力于消解价值主体的排他性特质，其中的“全人类”范畴突破国家、地域、民族及文化等具象边界的桎梏，主张人类社会中的每个个体都应当成为共同价值的追求者、创造者、享有者和维护者，由此构建起具有整体性特质的价值内核，形成跨越地理空间与文明分野的普遍性价值共同体。另一方面，全人类共同价值以维护全人类整体利益为核心，突破了国家本位主义和民族至上主义的藩篱。这一价值体系着眼于国际社会基于共同利益诉求的价值共识，将人类整体利益置于优先位置，这也映射出世界各国在应对挑战时对于实现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的现实需要。从这一意义上说，全人类共同价值不仅是对西方中心主义价值霸权的理论解构，也是全球化时代推动建立国际交往新秩序的价值依归和行动指南。
其二，有助于摒弃西方固守的“中心—外围”的关系范式。传统国际交往体系是在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霸权主导下建立起来的，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中心—外围”依附体系。其中，西方发达国家处于体系的“中心”，垄断着全球的贸易、金融和生产，在国际交往中拥有议题设置权和最终决策权；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因其现代化进程起步较晚，自身实力相对较弱，始终无法摆脱“附庸”地位，处于体系的“外围”。在西方软硬兼施的强力鼓动下，部分发展中国家随即奉西方现代化之路为圭臬，按照西方制定的发展模式亦步亦趋式地进行现代化探索，走的是“依附性现代化”的发展道路。这种“中心—外围”的依附体系虽然在一定时期内促使外围国家在经济上获得发展，却由于对西方资本和技术等关键生产要素的过度依赖，这类国家往往会在发展中逐渐丧失独立性，最终沦为中心国家的原材料基地和劳动力市场，难以跳出从经济较快增长走向低迷停滞甚至是陷入动荡的发展困境。因而，“中心—外围”的关系范式从本质上说，与全人类共同价值内蕴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价值诉求是相背离的。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的时代浪潮，以中国为代表的部分新兴经济体开始以更为包容开放的姿态借鉴西方的科学技术与管理经验，尝试自主探索契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并逐步成长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力与稳定器。这无疑给深陷西式现代化泥沼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经验借鉴，同时也厚植了弘扬与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土壤。例如，相较于表象“民主”实质不民主的传统“中心—外围”的范式，全人类共同价值中内蕴的“民主”理念，要求以平等对话替代制度输出，强调在国际交往中应尊重他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不应胁迫他国接受“民主改造”的政治附加条件。再如，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正是将各国的国家主权和发展利益置于首位，通过深化“南南合作”等机制实现机会平等，让民主真正成为使世界各国受益，而非少数国家维护霸权的政治工具。因而，全人类共同价值有助于突破“中心—外围”的关系范式，对于探索更加公正、民主的国际交往模式将起到推动作用。
其三，有助于突破以强凌弱、“丛林法则”的国际秩序准则。的转型伴随着国际秩序的进化，当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固守以强凌弱的国际秩序准则，推崇和信奉“丛林法则”，极力维护所谓资本秩序的“正当性”，并通过政治干预、经济制裁、军事挑衅等方式维护强权独霸地位，致使国际社会处于无序的发展状态。客观上看，传统国际秩序准则以零和博弈为核心。为达到此目的，可以运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合作不过是为全局范围的冲突对抗而暂时折中的手段之一。这是典型的霸权政治和均势秩序支配下的逻辑规则。当前，人类处在发展的十字路口，传统国际秩序面临捉襟见肘的尴尬处境，国际社会亟需以新的共同价值为引领而走出困境。人类文明发展史证明，“弱肉强食是丛林法则，不是国与国相处之道。穷兵黩武是霸道做法，只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指明新型国际秩序准则必须摒弃恃强凌弱、强权独霸、零和博弈的“丛林法则”，“积极建设覆盖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致力于维护公道正义、和谐发展的。中国共产党所倡导和践行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突破了全球化时代的传统国际秩序的现实困境，内蕴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核心的交往准则和秩序理念，是构建新型的价值基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应该求同存异、聚同化异，共同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这启示我们：构建新型必须摒弃博弈式对抗的思维定式，倡导和平发展、互利共生，将共赢式合作作为国家交往的主要方式和处理对外关系的理念依归。从二者关系上看，全人类共同价值内蕴推进民主化的现实方案，而构建新型则是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具象化践行。
二、全人类共同价值助力化解全球治理失灵危机
作为对全球化发展趋势的制度性回应，全球治理体系是为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而建立起的一种制度机制。然而在治理实践中，西方时常以“治理之名”行“统治之实”，借助责任推卸和矛盾转嫁来达成特定目的，致使“隐含在其背后的资本扩张本性伴随全球化的纵深发展而逐渐显露”。面对全球治理赤字，全人类共同价值标注了人类求和平、谋发展、尚公平、崇正义、扬民主、向自由的价值支点，助力全球治理环境优化、治理规则变革、治理追求实现，充分彰显了以价值理性破解“全球治理之殇”的实践智慧。
其一，坚持和平发展，助力构筑持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治理环境。“和平是人民的永恒期望，犹如空气和阳光；发展是各国的第一要务，是文明存续的有力支撑。”然而，当今世界并不太平，恐怖主义、霸权主义以及局部战争愈演愈烈，国际形势中不稳定、不确定、不安全因素日益凸显，“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频发，进一步加剧了“全球治理之殇”，实现全人类普遍安全、促进共同发展仍然任重道远。在新的国际治理形势下，全人类共同价值内蕴的和平、发展是站在保障共同安全、维护共同福祉的战略高度上做出的精准界定，深刻契合了人类对于和平与发展的价值诉求。这一理念倡导各国在参与全球治理时，应始终坚守和平发展的价值准则与战略导向，充分尊重不同主体的核心利益诉求，致力于通过协商对话与外交谈判化解分歧、消弭冲突，坚决摒弃以军事手段或武力威慑强行推进政治议程的极端做法，从而为人类文明发展构筑起持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治理环境。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中国共产党积极履行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的庄严承诺，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倡导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和推进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致力于打造人类发展共同体、安全共同体，携手各国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恐怖主义、难民危机、粮食安全危机等在国际社会引发深度关切的治理难题，正是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内蕴的和平、发展价值理念的真实写照。
其二，坚持公平正义，助力构建秉持公道、弘扬正义的治理规则。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各国人民都希冀公平，享有平等的发展权利。各国人民也都渴望正义，诉诸至善制度来保障“得其所应得”。然而，传统治理规则以西方国家“权力逻辑”作为其运作基础，遵循着“强国说了算，弱国照着办”的治理观念，固化着“强国共治—弱国排斥”的治理格局。在这一资本逻辑宰制的全球治理关系网中，西方国家始终是全球治理的受益方，而其他发展中国家则成为被剥削、被压迫的对象。面对全球化进程的深度拓展，世界期盼以秉持公道、弘扬正义的治理规则推进全球治理，促进世界各国繁荣发展、合作共赢。因此，变革偏畸的全球治理规则已成为时代必然。相较于传统全球治理的“唯资独尊”，中国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内蕴的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为指引，“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主张各国“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基本准则”，反对一切形式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同时，倡导践行正确义利观，树立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的价值理念，关注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欠发达国家，并借助多边合作机制为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在全球治理实践中，弘扬公平、正义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着眼于解决“人类整体面临的挑战与问题，塑造维护人类整体利益与秩序的规则、机制，以达到促进人类整体进步与发展的价值目标”c，有助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其三，坚持民主自由，助力实现真实民主、广泛自由的治理追求。“民主与自由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其作为一种价值追求，是人类社会的普遍共识。”全球化时代，部分西方大国打着“民主”和“自由”旗号，行恃强凌弱、巧取豪夺等霸权霸道霸凌行径，致使全球治理赤字日益加剧。与西方社会所鼓噪的抽象的“民主”与“自由”不同，全人类共同价值立足于全球治理中对真正的民主与自由的价值追求，其中所蕴含的“民主”强调平等、尊重原则，主张个人、民族、国家之间的相互平等与彼此尊重，认为“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倡导世界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应享有平等参与权，通过协商机制合力擘画国际秩序建构方略，共同履行与权利相匹配的治理责任与义务。自由是具体的、现实的，不存在脱离实际、抽象的自由。全人类共同价值中蕴含的“自由”，既体现为各国民众追求美好生活而不受到外部钳制干涉的自主空间，也包含主权国家基于正当性原则表达利益关切的合理权利。其核心要义在于承认不同文明形态存在的合理性、正当性，主张各国应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发展道路和文化模式。质言之，全人类共同价值内蕴的民主与自由，有别于掩藏在西方“普世价值”下的抽象的、虚无的“民主”与“自由”，对人类思想和行为具有规范引领作用，有效回应了人类在全球治理实践中对于民主与自由的价值索求，为真正实现全球善治贡献了中国智慧。
三、全人类共同价值助力化解意识形态对立危机
长期以来，西方大搞意识形态对立，将“西方文明”等同于“人类文明”，并用“西方样板”作为文明的标尺来裁量、评判中国的实践，企图动摇社会主义的道义基础。在此背景下，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出场是对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主动出击。它致力于增强包容互信与理解认同，求取价值认同的最大公约数，实现对既有意识形态的突破、创新与超越。
其一，全人类共同价值着眼于在价值理念层面凝聚思想共识。作为人类文明进步逻辑的价值表达，全人类共同价值立基于人类共同利益，其中内蕴的价值理念旨在汇聚人类社会对于建设美好世界、推进现实解放的价值共识。一方面，主张尊重文明样态的多样性特质。基于历史积淀、地理条件及生活习俗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不同国家与民族在生产生活实践中所形塑的文明样态呈现出多样性。正如塞缪尔·亨廷顿所言：“哲学假定、基本价值、社会关系、习俗以及全面的生活观在各文明之间有重大的差异。”全人类共同价值统摄文明多样性与统一性的内在张力，有效解构了西方文明优越论基于文明“同一性”拒斥文明“差异性”的理论迷思，广泛“凝聚了人类不同文明的价值共识，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普遍认同的价值理念的最大公约数，超越了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发展水平差异”，为促进多元文明和谐共处奠定基础，也为人类文明发展增添了新动能。另一方面，主张探寻各国人民的利益交汇点。“人类是一个整体，地球是一个家园。面对共同挑战，任何人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人类只有和衷共济、和合共生这一条出路。”作为一种超越国界、种族、文化和宗教差异的思想理念，全人类共同价值表达了对美好社会的期盼，具有价值通约作用。通过倡导和践行这一人类共同的价值理念，有利于将各国利益的交汇点重新聚焦于人类本身，引导世界各国在全球变局中体悟自身肩负的使命与责任，让同呼吸、共命运、同进步、共发展逐渐成为人类价值共识。
其二，全人类共同价值内蕴对西方意识形态话语欺骗性的深刻揭批。揭露西方意识形态话语的欺骗性与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同一历史过程的两个方面。全球化时代，西方凭借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的霸权地位，时常以“普世价值”为幌子构建全球叙事，并利用其“先定义后理解”的特性对中国所提出的价值理念进行认知操纵与叙事解构，致使西方普通民众无法了解客观、真实的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由于西方长期掌握着‘文化霸权’、进行宣传鼓动，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存在太多被扭曲的解释、被屏蔽的真相、被颠倒的事实。”西方这种将意识形态对垒横亘在“他者”与“本我”之间的消极做法，加剧了不同文明国家间关系的疏离与撕裂。唯有深入揭露西方刻意制造意识形态分歧的内在图谋，才能为化解“两制”国家关系疏离与不同价值理念的纷争创设条件，以此彰显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现实超越性。与为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辩护的西方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存在本质区别，全人类共同价值作为世界历史发展的时代产物，是一种反映全人类共同利益、共同诉求、共同责任的“建构性世界观”。其中所蕴含的理念准则顺应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契合各国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它旨在通过强化普遍性价值来淡化“两制”对立，超越意识形态偏见和社会制度的藩篱。同时，全人类共同价值也秉承人类命运与共的道义原则，倡导不以意识形态区分合作模式，主张各国共同发展繁荣、共享发展成果，充分表达了人类对于未来美好社会制度的向往与追求，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价值观念层面的集中展现。这种对西方价值体系背后隐匿的霸权逻辑和话语欺骗性的揭露，为解构西方话语霸权提供了价值坐标。
其三，全人类共同价值有助于实现中国对外价值观的拓新与升华。面对西方以“意识形态终结论”“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思潮妄图侵蚀中国社会主流价值观的严峻态势，全人类共同价值立足人类整体利益，致力于超越意识形态对立，在回应全球性挑战中彰显其道义高度，同时顺应世界多极化与文明对话的历史潮流。它在尊重文明多样性前提下，通过融合不同意识形态的合理内核实现守正创新，推动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持续丰富与升华。一方面，全人类共同价值既承继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又深植于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丰厚土壤，系统凝练了人类对美好生活的普遍追求与崇高道义，展现出深刻的理论穿透力，揭示了价值的本质真谛。同时，全人类共同价值立足于世界历史的高度，构建起意识形态差异性与人类价值共通性和谐统一的思维框架，为构建更被认可的和平、发展、合作的价值体系提供前提。另一方面，作为一种价值叙事体系，全人类共同价值内蕴的价值理念跨越了国家、民族和文化的界限，突破西方将复杂的地缘政治博弈简化为道义审判，将经济竞争异化为制度较量的逻辑思维，消解意识形态二元对立的认知局限，扬弃了西方意识形态的固有顽疾。全人类共同价值之所以能引起不同国家和人民的共鸣，原因就在于其在国际交往中呼吁全人类包容意识形态差异、消除话语隔阂、加强务实合作，向世界传递了中国对和平发展、公平正义的坚守与追求。全人类共同价值打破了西方话语霸权蓄意构筑的“认知陷阱”，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表达，是中国对外价值观的世界性升华。
四、全人类共同价值助力化解文明冲突加剧危机
任何理念的生成，都必须符合所处时代的生产力水平、社会发展方向和现实要求。面对人类文明走向何处的时代之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基于此，全人类共同价值超越传统民族国家的文明视域，不是对西方秩序框架内美化的“普世价值”的复现，而是始终顺应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深刻蕴藏对“他者”文明形态的理解包容，系统构筑多元文明对话交流新格局，有力契合人类文明跃迁的内在趋势，是对当代文明发展困境的积极回应。
其一，全人类共同价值深刻蕴藏对“他者”文明形态的理解包容。文明没有优劣之分、高下之别，均深深植根于其特定的生存土壤之中，历经岁月的洗礼而逐步发展成型，其中“凝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非凡智慧和精神追求”b。然而，在资本主义现代化快速发展的数百年时间里，西方早已形成了我优他劣、我高他下的逻辑定式，始终试图以西方的文明标准同化分化“他者”文明。对此，汤因比曾说：“西方社会的扩张和西方文化的传播，已经把所有其他现存文明和原始社会卷入到波及全球的西方化浪潮之中。”其结果将导致传统国际秩序中文明对抗性的凸显，进而加剧异质文明间的隔阂与冲突。为消弭文明间的结构性冲突，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了文明的傲慢和偏见，倡导尊重不同文明主体间历史传统和政治制度的现实差异，主张深入探究“他者”文明的核心价值、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从中汲取智慧与养分以丰富自身文明内涵，由此在文明交往中彰显出强大的现实合理性和发展生命力。同时，全人类共同价值充分适应世界文明多样性的发展态势，倡导以“和而不同”的智慧弥合文化鸿沟、推进价值整合。这种价值整合并非强制性的文明同化，也不是简单的文化拼凑，而是以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心态对待异质文明，积聚各国家、民族合力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的正能量，既解构了西方“文明优越论”的思维定式，也实现了对“文明冲突论”的价值超越，成为汇聚全球智慧、应对共同挑战的价值基石。
其二，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筑多元文明对话交流新格局。自人类文明肇始，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便构成了文明跃升的动力机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之间要对话，不要排斥；要交流，不要取代。人类历史就是一幅不同文明相互交流、互鉴、融合的宏伟画卷。”全人类共同价值是立足于多元文明前景而非单一文明前景建立起来的，其内蕴的文明观倡导文明平等、文明交融，饱含着对各国独立探索价值实现道路的理解与尊重。一方面，倡导通过文明交流化解偏见。当前，全球文明生态呈现复杂演进态势，思想偏见仍在部分西方大国中或显性或隐性存在，致使文明对话被西方简化为单向度输出，文化冲突成为权力博弈的延伸，这无疑会给世界的和平与安定增加更多的不确定性。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正是认识到“深化人文交流互鉴是消除隔阂和误解、促进民心相知相通的重要途径”。因此，它才主张坚定交流互鉴的基本立场，以开放的、长远的眼光看待人类文明交往，通过开展持续性对话缓释彼此隔阂，从根本上瓦解固化的认知偏见。另一方面，倡导通过文明交流增进认同。面对全球化浪潮中多元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全人类共同价值承认人类文明共存的互补性，主张打破传统的文明认知框架，呼吁以谦虚的态度和开放的胸襟增进不同文明主体间的交流互鉴，在深入交流的基础上达到彼此认同，以其价值凝聚力改写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霸权介入世界秩序的运行逻辑，有效推动多元文明对话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发展，在文明对话中展现出超越时空的共鸣力。
其三，全人类共同价值助力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同频共振。和羹之美，在于合异。从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文明差异根植于人类实践活动的时空特性，“不应该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而应该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作为唯一连续未中断的古老文明，中华文明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道德理念，是一种追求和谐与平衡的文明样态，在实践中表现出特有的开放性与可持续性。长期以来，中华文明始终保持开放姿态，在吸收外来文化精华的同时，也向世界传递着“以和为贵、胸怀天下”的价值理念，为世界文明注入丰厚理论滋养。全人类共同价值浸润于文明古国“多元一体”“协和万邦”的处世智慧，自提出伊始就以求同存异为理想追求，秉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明基因，在交往实践中主张不同文明间深化认知、互相借鉴，倡导深入发掘彼此的价值共通点，并以此为基础思考人类文明走向，助力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同向同行、同频共振。这种文明共振体现了对古老智慧“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现代诠释和对人类未来的深切期许。站在新的历史交汇点上，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到“全球文明倡议”的提出，不仅向世界展示了文明交流的中国方案，更以自身实践证明了：当不同文明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价值纽带，就能在差异中求同、在互鉴中升华，共同谱写人类文明的崭新华章。这既指明了中国文明正以更加自信的姿态参与全球文明重构，也照亮了未来中国与世界各国携手前行的发展之路。
凡益之道，与时偕行。全人类共同价值在历时性演进与共时性实践的互动耦合中生成发展，内蕴完整的逻辑体系，深刻契合人类文明跃迁的内在趋势，向国际社会描绘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应然状态。全球化时代，面对人类价值遗忘丢弃、世界价值迷茫彷徨、国家间价值对立冲突的文明之困，中国共产党着眼于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坚定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聚焦人类价值立场、谋求人类价值利益，在突破西方资本逻辑主导下强权独霸思维的基础上明晰了自身的价值旨趣，既给深陷西式现代化泥沼不知何去何从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理论镜鉴，同时也为西方发达国家反思治理模式测绘了价值坐标。总之，全人类共同价值以愈发鲜明的真理力量、更为彰显的引领作用和超越时空的思想伟力导引了人类摆脱黑暗桎梏、通向美好未来的正确航向，是对化解人类文明危机的价值因应。倡导和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既是人心所向，亦是大势所趋。
注释、参考文献省略。
徐艳玲，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易旭，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刊发于《泰山学刊》2025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