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末清初是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与教育制度转型与重构的重要阶段。在社会动荡与朝代更迭的时代背景下，以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颜元为代表的明末清初进步思想家冲破宋明理学的桎梏，从教育角度总结明亡教训，形成了“经世致用”的实学教育思想和匡时救世的教育改革方案。与此同时，清廷基于维护新政权合法性的需求和扩大王朝统治基础的需要，确立了“文教是先”的基本国策，并通过推动教育领域的体系化立法，强化国家法律对学校教育的管理，完成国家教育秩序的规范化重构。这种历史经验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恰是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本土资源。
明末清初是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与教育制度转型与重构的重要阶段。在社会动荡与朝代更迭的时代背景下，以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颜元为代表的明末清初进步思想家冲破宋明理学的桎梏，从教育角度总结明亡教训，形成了“经世致用”的实学教育思想和匡时救世的教育改革方案。与此同时，清廷基于维护新政权合法性的需求和扩大王朝统治基础的需要，确立了“文教是先”的基本国策，并通过推动教育领域的体系化立法，强化国家法律对学校教育的管理，完成国家教育秩序的规范化重构。这种历史经验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恰是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本土资源。
明清之际反封建思潮的产生
17世纪中叶，明朝覆亡，兴起于东北白山黑水间的满洲族进据中原，建立了清王朝，这是中国历史上巨大的变化。面对明朝灭亡与清代继立所造成的“天崩地解”的严峻形势，以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为代表的进步思想家或奋起抗清，或隐居著书发泄胸中的激愤。在对明亡教训的反思中，他们比较深刻地领会了宋明理学的消极影响，对在思想领域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宋明理学进行修正和批判。
在明末清初的进步思想家中，黄宗羲和理学有较深的师承关系，对宋明理学的批判相对比较温和。黄宗羲认识到宋明理学的空疏无用，他指出：“今之言心学者，则无事乎读书穷理；言理学者，其所读之书不过经生之章句，其所穷之理不过字义之从违……天崩地解，落然无与吾事，犹且说同道异。”
批判理学稍激进的是顾炎武、朱之瑜与王夫之。鉴于明末士风朽坏，顾炎武提出理学即“禅学”的命题，称“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非数十年不能通也……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不取之五经而但资之语录，校诸帖括之文而尤易也”。朱之瑜也是当时士大夫中坚持抗清斗争的突出代表。面对晚明空疏的学风，他批判阳明之学“高视阔步，优孟衣冠，是其病也”，痛斥理学家“辨析毫厘，终不曾做得一事”，“与今和尚一般”。王夫之更是以“入其垒、袭其辎、暴其恃，而见其瑕”的精神，对束缚社会发展的心学作出系统批判。他说：“王氏之学，一传而为王畿，再传而为李贽，无忌惮之教立，而廉耻丧，盗贼兴……陆子静出而宋亡，其流祸一也。”又批他们“以良知为门庭，以无忌惮为蹊径，以堕廉耻、捐君亲为大公无我……祸烈于蛇龙猛兽”。在哲学的根本问题上，他们也用唯物主义观点，将理学家提出的极具唯心主义色彩的理气关系、知行关系、道器关系进行重新阐释，进而彻底动摇了宋明理学的理论根基，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唯物主义体系。比如王夫之提出“理即是气之理，气当得如此便是理”，并批判了理学家所谓“道本器末”“无其道则无其器”的唯心主义世界观。顾炎武也提出“盈天地之间者气也”的唯物主义命题。
稍后的颜元，生活在清廷重新提倡程朱理学的时代。长期贫困的农村生活经历，使他深知复杂的社会问题和底层人民生活的苦难，用“躬行践履”的哲学姿态，对抗“空谈性命”务虚的思想。对于理学提倡的“主敬习静”之说，颜元指出：“敬字字面好看，却是隐坏于禅学处。……若将古人成法皆舍置，专向静坐、收摄、徐行、缓语处言主敬，乃是以吾儒虚字面做释氏实工夫。”面对清朝理学逆流的泛滥肆虐，颜元更是挺身而出，喊出“理学杀人”的口号。他抨击王学“阳明近禅处尤多”，又指名道姓地谴责朱熹，称“千余年来，率天下入故纸堆中，耗尽身心气力，作弱人、病人、无用人者，皆晦庵为之”。在清廷日益严厉的思想禁锢之下，颜元以雷霆之势劈开程朱理学之桎梏，其学说有如石破天惊，使理学家瞠目失色。梁启超评价说：“其对于旧思想之解放最为彻底， ……其对于宋学，为绝无闪缩之正面攻击。”颜元的思想和学说被他的弟子李塨所继承和发扬，他批判“宋儒内外精粗，皆与圣道相反，养心必养为无用之心，致虚守寂；修身必修为无用之身，徐言缓步；为学必为无用之学，闭门诵读；不去其痼尽不能入道也”。
明末清初教育思想家对于心学、理学的简短批判，目的是动摇他们借以在书院、学校传授的唯心主义的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进而否定他们所宣扬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模式。在明末清初思想家的批判与抨击下，在思想界统治数百年的唯心主义理学和心学的缺点日益暴露，逐渐沦为思想界的众矢之的。此后，有清一代对理学、心学的反思与批判不绝于书，比如戴震指出：“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理学以道德之名对人性的压抑与戕害，并将批判的矛头直指理学“存天理，灭人欲”学说的虚伪本质，进一步推动了思想解放的进程。
明末清初进步思想家的教育思想
为了扭转宋明以来理学、心学造成的消极影响，明末清初的进步思想家主张把学术研究和解决社会问题联系起来，积极倡导以“经世致用”为主旨的实学学风。
针对宋明理学家坐而论道，空谈心性的恶劣风气，黄宗羲主张以经世实学替代朱子语录。黄宗羲称：“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事于游谈。故问学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不为迂儒，必兼读史。”这种认识打破了理学标榜的传统，是对明末学风积弊的一种反抗。与此同时，黄宗羲认为，学校的作用不仅在于为国养士，而且是“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因此，要注意培养与选拔精通“绝学”（实学）的人才。黄宗羲指出：“绝学者，如历算、乐律、测望、占候、火器、水利之类是也。郡县上之于朝，政府考其果有发明，使之待诏，否则罢归。”
王夫之通过历史经验的考证，深刻认识到“王者之治天下，不外乎政教之二端”，并提出“教本政末”这一振聋发聩的观点。王夫之所以如此重视教育，是他敏锐地观察到国之本在民，无民何以为国。作为有道之君，只能作宽养民是不能利国的，为国必须“教养合而成用”，由专职的司教之官担任其职，方能确保教养并重，收获显著成效。如果任用非执掌教育的机关管理教育，其结果会出现“学政兴废，无所事事”“天下何缘而治也”的混乱局面。
在人才培养方面，王夫之主张人生而平等，反对“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的观点。在他看来，人的德行之所以改变，存在差别，是通过后天教化养成的。“夫性者生理也，日生则日成也。”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王夫之进一步提出学、思、行相结合的教学方法，并尤其强调“行”的重要性。王夫之指出：“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能力行焉，而后见闻讲习之非虚，乃学之实也”。
顾炎武深知晚明王学流弊，感叹其“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致使“神州荡覆，宗社丘墟”。遂以“明道救世”为治学的宗旨，提倡读书务实，企图造就探讨“国家治乱之原，生民根本之计”的学术风气。顾炎武经世致用的学术内容决定了顾炎武别具一格的治学方法。据史籍记载，顾炎武“一年之中，半宿旅店”，每至一地，都要仔细考察当地的山川风俗、疾苦利病，最终在博览详证的基础上，完成《天下郡国利病书》和《日知录》等传世名著。顾炎武的身体力行与丰厚的学术成果不仅有力地纠正了晚明“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恶劣学风，也开辟了清代治学方法和学术门类的新途径。梁启超评价道：“清代许多学术都由亭林发其端，而后人衍其绪。”
王夫之、顾炎武之后，颜元也主张匡正世道之方，在于践履实学，而非空发议论。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他提出“实文、实行、实体、实用”的教学原则与培养“实才实德之士”的办学宗旨。他指出：“有国者诚痛洗数代之陋，用奋帝王之猷，俾家有塾，党有庠，州有序，国有学。浮文是戒，实行是崇，使天下群知所向，则人材辈出，而大法行，而天下平矣。”在学习方法上，颜元认为理学家从“静坐读书”中得来的知识“全不见梅枣，便自谓穷尽酸甜之理”，与之相对，“习行”得来的直接经验无比重要。颜元称：“讲之功有限，习之功无已”，“心中醒，口中说，纸上作，不从身上习过，皆无用也”。面对宋明理学家“重义轻利”的倡导，颜元讽刺他们自命清高。他在书中把“义”和“利”，“道”和“功”统一起来，将实际效用作为衡量学术的标准。颜元曾用22个字概括表述了“实学”的内容。“如天不废予，将以七字富天下：垦荒、均田、兴水利；以六字强天下：人皆兵，官皆将；以九字安天下：举人材、正大经、兴礼乐。”颜元的实学思想和教育理念并非一纸空谈。康熙朝时，直隶肥乡漳南书院曾聘请颜元主持院务，颜元在书院内设文事、武备、经史、艺能等科。“从游者数十人，远近翕然”。凭借漳南书院，颜元开展实学教育的理想得以实践。
明末兴起的进步思潮从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到颜元、李塨，持续近百年，形成了与前代迥异的新思想、新学风，对学校教育产生深刻影响，直到清朝统治者出于政治需要，提倡文字考据之学，才把清初兴起的实学学风压制下去。
清前期强化教育管理的立法
中国作为拥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历来重视兴学育才、讲求文治。具有一统天下之志的清朝统治者早在入关之前，便已深刻洞察到“弓马取天下”的治理局限，提出了“文武并重”的治国方略与“优赏赉以恤军功，重衡校以兴文治”的施政方针。天下渐定后，更是首隆学校，加意人才。自顺治朝起，便确立了“兴文教、崇经术以开太平”的文教政策，将教育置于国家治理的突出位置。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清朝不断强化教育管理的立法，以完成国家教育秩序的规范化重构。
“人才出于学校，教育责在学臣。”针对明末“学政兴废，无所事事，而授之廉访提刑之官”的现状，清朝统治者有意识地提高了提学（后统称学政）的法律地位。雍正四年（1726）下令“各省学政，一体俱为学院”，此后各省学政与地方督抚彼此地位平行，不再有统属关系。为了加强对学政的管理，国家法律明确规制学政的权责程序、行为方式，从而实现对地方学校的精细管理和规范运作。康熙朝时，针对学政徇私舞弊的情况，在魏象枢的建议下，清廷确立了清除“十弊”之制，并明确规定“嗣后学道考核时，俱注‘剔除十弊’。若不能剔除十弊，该督抚指参”。
由于学政三年一换，教育化导士子的时间有限，清廷于各地设置教官专门负责生儒的日常教导、德行考校与季考月课。为了确保教官认真履职，不但要求教官“训诲士子，悉秉诚心，如父兄之督课子弟”，也规定了学政考核教官之例，“除文行兼优，及文平而行无亏者，分别应荐、应留外，其文行俱劣者，开送抚按题参罢黜”。
在学政、教官的配合之下，清代形成了相对独立的生员教育管理模式。在日常教学中，由学政督促教官，悉心教导士子课业，生员寻常违纪违规行为也由教官、学政负责管理与惩戒。法律规定：“生员犯小事者，府州县行教官责惩。犯大事者，申学黜革，然后定罪。如地方官擅责生员，该学政纠参。”
除此之外，清廷也非常注重规范生员言行，通过颁布学规、禁令，培植士风。如顺治九年，清廷即效仿明制，刊立卧碑，于明伦堂之左。“卧碑”在各地得到广泛的推行后，新的“学校规条”也相继制定，无论是康熙四十一年（1702）颁发的御制《训饬士子文》，还是雍正皇帝颁布的御制《朋党论》等，都旨在劝导士子立德立行、躬行实践、报效朝廷。为整肃士子学风、规范生监操守，清廷还陆续颁布多项禁令，使制度约束与思想教化双管齐下。它们共同构建起生员教育的法律规范体系，成为各地官员管理生儒、端正士习的重要法律依据。
为了重塑被战乱摧毁的文教秩序，保证各地学校能够正常运行，从顺治朝起，朝廷即开始编纂《学政全书》，以实现对地方学官、教官及生儒的一体规制。顺治以后，康熙、雍正两朝不仅在《大清会典》中详载学校政令，也借由《学政全书》的颁发，强化了对学校的管理和生儒的控制。曾任浙江学政、贵州巡抚等多项要职的何世璂对《学政全书》评价极高，他指出《学政全书》：“首先责成提学，次及提调诸臣，次及儒学教官，然后以次及诸生儒。凡所以端士习、崇正学、厘正文体，剔除奸弊之道，至详且悉。”乾隆皇帝继位后，延续前朝的文教政策。一方面，严饬督抚、学政恪尽职守，劝学兴文，不可苟且塞责，使学校教育流于形式；另一方面，进一步强化清朝法律体系建构。乾隆三十九年（1774）本《学政全书》采取“因事分类、因类分年”的编排方式对既有例文进行系统性整合，“所有积年钦奉谕旨及臣工条奏经部议复各案，凡有关于学校者，俱按门编入，共成八十卷”。为清朝教育事业的繁荣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乾隆以降，各朝根据本朝治理需要对《学政全书》进行增修，进一步完善了清朝的教育法律制度。
202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教育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之基。尽管明末清初“经世致用”的实学教育思想早已潮落平息，清朝统治者钦定颁行的教育法律已成前尘故事。但它们所蕴含的批判精神、实用主义倾向以及丰富的教育立法经验，仍为后世教育的发展和教育法制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与启示。
张晋藩，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
摘自：《政法论坛》2025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