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大国其实都不好，但是我们有选择吗？
1945年二战胜利后，苏联控制东欧，马上要求德国、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这些战败国给苏联战争赔偿：罗马尼亚赔3亿美元、匈牙利赔2亿美元，相当于1946年罗匈两国财政预算的37.5%和26.4%都用于赔款。
德国给苏联的赔款数额最大，几经讨价还价，最终支付31.71亿美元，而且主要由苏军占领区承担，以实物支付，以产品和工业设备支付，德国苏占区内26%的工业设备（共600家工厂）拆除运往苏联，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53年。由于大量赔偿和拆迁工业设施，与1939年战争爆发时相比，该地区的工业设备能力下降40%，工业产量只相当于1939年的10-15%。苏联要求赔偿的理由是战后国际秩序中争取更多的话语权、加速战后重建和削弱德国的实力。
因为赔偿，东德每个人负债2500马克，而西德根据马歇尔计划每个人得到140马克的补助。军事管制下匈牙利75%的工业产品和煤产量都被苏联拿走，按照协议规定，匈牙利的201个德国和意大利企业都交还给苏联。
波兰虽然是战胜国，也没有逃脱苏联的盘剥，从1945年8月到1953年11月波兰以相当国际市场1/10的价格供应苏联800万吨煤，以后四年每年供应1300万吨。同时每年供应20万吨糖，价格只相当于国际价格的50%。
中国既是战胜国又是盟国，不但放弃让日本赔偿，反而被苏军动用了1.4万人在东北拆走了大约8.58亿美元的工业设备，据估计到1947年东北的工业能力下降了60%以上，电力设备被拆走了65%，全中国31%的发电设备也被运回到苏联。
东北人有句老话，“日本人搞建设，苏联人搞破坏”。当然这个话并不对，到1945年初，日本败局已定，他们也在极力破坏东北的工业设施，只是苏军来得太快，日本人还没有来得及实施拆毁计划，天皇就宣布终战了。
保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安吉尔·伊万诺夫曾说，我们有这样一个习惯，小国要找一个大国来保护，盟国最后都出卖了我们，二战后的经济实际上是为苏联工业服务的。那些大国其实都不好，但是我们有选择吗？在剧变之前民间就有很多人私下里对苏式模式以前的民族主义者抱有同情态度。
投靠纳粹那批人基本上都被严厉镇压、彻底否定了。据社科院世界史所的马细谱先生统计（见《史学理论》2011年第2期。），保加利亚在二战以后惩处了9155人，其中2730人被判处死刑，死刑人数占被审判人数的28%，还有1305人被判处终身监禁。
其他国家，丹麦的法庭审判了1.5万人，匈牙利2.6万人，捷克斯洛伐克3.8万人，荷兰是4.5万人，挪威是4.6万人，比利时是5.3万人，法国是9万人。二战争期间苏联一共出了约200万的“伪军”，战后“军事法庭一共审判了99.4万人，枪毙了15万人。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是以“卖国求荣”的法西斯帮凶罪名判处的，他们的亲属子女和社会关系都被打入另册，不能参军、不能上大学、不能担任公职，如同带有罪犯标志“红字”的人，就像中国的“黑五类”狗崽子一样。
欧洲四大“卖国贼”的故事
欧洲公认的四大“卖国贼”是：法国的贝当（维希政府元首，以叛国罪判处死刑，后改为终身监禁）、皮埃尔·赖伐尔（维希政府总理，被判处死刑）、挪威的维德孔·吉斯林（挪威傀儡政权首脑，被判处死刑）和苏联的安德烈·弗拉索夫（被判处绞刑）。
这些人中，弗拉索夫的经历最有戏剧性。1942年6月22日希特勒发动闪电战攻入苏联，7月STL就发布命令，创建战场执法部门——督战队，对前线的逃兵和溃退的士兵格杀勿论。二战中苏联有570万人被俘，第二集团军司令弗拉索夫的7个师和6个旅共计13万人陷入重围被德军包了饺子，只有1万6千人突出重围，其余全部被俘。
在此之前STL就签署了著名的270号命令 ：“所有投敌者的家属将被处决”，对“带路党格杀勿论”。当德国人告知弗拉索夫他的家人已被执行了270号命令后，更加速了他叛变的决心，旋即组成“俄罗斯解放军”对苏作战。
二战末期1945年5月捷克布拉格爆发起义，德军抽调弗拉索夫领导的“俄罗斯解放军”前去镇压，弗氏却临阵倒戈将枪口对准德军，被布拉格人视为“大救星”。5月弗拉索夫向美军投降，只提出一个要求，不要把他遣送回苏联，他深知STL的手段。
但是STL之前已经在《雅尔塔协议》中特别要求，英美必须无条件交还苏军战俘。为此“白卫将军”安东·邓尼金多次给罗斯福、丘吉尔以及盟军司令艾森豪威尔写信呼吁，要求停止向苏联移交苏军俘虏，但都无济于事，弗拉索夫解放捷克的“义举”也无法挽救他的性命，1946年弗拉索夫等11人以“叛国罪”被处以绞刑。
法国的贝当和伐赖尔大家可能就比较熟悉了，贝当在一战快结束时当上法军总司令和元帅。1940年贝当力主修建的马奇诺防线破防，夏尔·安齐热将军不得不在一战时的“停战车厢”签字，只不过时移世易，此时法国成了战败国，被迫接受屈辱的停战条款，组成听命于德国的贝当-伐赖尔傀儡政府，并搬到了维希，史称“维希政府”。法国人称贝当是“一战的英雄，二战的罪人”。
吉斯林（1887-1945）这个名字大家或许比较陌生，他曾在俄彼得堡当过武官，早年思想左倾，很亲俄共（布）。1921年乌克兰饥荒，吉斯林曾负责求援工作，拯救了很多乌克兰人的生命，后来又转向纳粹——看样子在极左极右之间来回跨越并不难。如今吉斯林在欧洲人口中有点像中国人口中的汪精卫——已经成了“卖国贼”、“挪奸”的代名词了，是德国在挪威的傀儡。
相比较而言，罗马尼亚的扬·安东尼斯库，应该跟吉斯林还不太一样，因为吉斯林这些人没有尝过STL的手段，不知道“红色砖制”的厉害，（这也就是为什么弗拉索夫宁死不愿回苏联的原因）同样安东尼斯库等人都面临STL的威胁。在他们当时那种情况下，从民族利益出发，倒向德国是没有选择的选择。后来在东欧阵营时期，坊间里把“听从莫斯科指挥棒”的统治者称为“反向的吉斯林”，可见老百姓并不好糊弄，知道他们是苏联的傀儡，与当纳粹傀儡的吉斯林不分伯仲。
大家注意到没有，在这个评价体系中，东欧的安东尼斯库、霍尔蒂、约瑟夫·蒂索之类都不在此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上述人物尽管投靠希特勒，但他们不应该归入“卖国贼”的行列里。但是吉斯林和赖伐尔就没有这样的问题，他们投靠德国就是因为贪生怕死，卖国求荣。
至于说到安东尼斯库，就不能这样一概而论了。上述人物的做法，当然在道义上、人权上有很多罪恶，但是假如只讲国家主权，肯定是对本国有好处的，只是由于后来战局逆转，这些好处都消失了。
像芬兰，当初跟着德国走报了仇，还得到了更多的土地，但是当德国战败以后，芬兰原来给苏联占领的地方又丢掉了，而且因为苏联这次的胃口更大，沦丧的土地也更多了。没办法，谁让它们跟着纳粹站错了队，属于政治不正确了。
东欧国家中波兰比较特殊，它是二战中牺牲最大的国家，却以不产“吉斯林”、没有出现“卖国贼”为傲。波兰与其它被苏联绑架的东欧国家的不同在于，由于历史上的原因，“不怕流血”的波兰长期具有道德优势。当然波兰也有排犹现象，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全球犹太人的50%在东欧，华沙城内曾有1/3是犹太人，是世界上最大的犹太人聚居地。
东欧各国都面临如何对待犹太人问题。战前反犹思潮在波兰就已经暗潮涌动。早期在德国人对犹太人进行身份鉴别、把他们集中在隔离区内、强迫服劳役时，这种种行为并没有引起波兰人的强烈反对，当然不排除有同情帮助犹太人的，但总体上说，他们也是在战争爆发后，自己本国利益受到威胁后以后才开始有所反省的。
盖世太保向波兰农民党领袖、前副总理文森特.维托斯许诺，可以将其从监狱里释放，并让他出任傀儡政府的首脑，却遭到拒绝。后德国人又从苏占区赎回了被监禁的波兰亲王雅努什.拉吉维乌，想让他出任傀儡政府领袖，同样被他严词回绝。1939年11月，由于波兰亚盖隆大学拒绝与德国人合作，党卫军逮捕了184位教职人员，其中168人被送到达豪集中营。
战时波兰地下政府命令波兰人尽可能少与德国占领当局接触，他们还建立了地下法庭，审讯那些通敌的波兰“蓝衣警察”（主要是乌克兰人），著名演员塞伊姆 为德国宣传而被处决，著名作家由于通敌被判死刑。至少有1万人被地下法庭判过刑，战后与德国人通奸的波兰女人则被剃去头发示众。法国女演员莫妮卡.贝鲁奇主演的电影《西西里的美丽传说》反映的就是类似的题材。
如何评价苏联时期的“反面人物”
现在在俄罗斯，历代沙皇被制作成套娃、挂历、宣传画和邮票，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被封圣，2008年俄最高法院为尼古拉二世平反并恢复名誉，现在旅游景的招摇的“彼得大帝”“女皇叶卡特琳娜二世”和“宠臣格里戈里·波将金”都成了城市旅游活广告。国内战争的白卫将领纷纷成为爱国主义者，伊尔库斯克市，导游们在高尔察克的雕像下轻描淡写地诉说那场一千三百万人死亡的“兄弟阋墙”。1994年索尔仁尼琴从美国返回俄罗斯，特意在伊尔库斯克高尔察克将军遇难的地方敬献了鲜花。邓尼金遗骸2005年被普京迎回，称他为“爱国将领”，隆重安葬在莫斯科的顿河修道院，巴黎郊外安葬俄罗斯侨民的圣吉纳维夫德布瓦公墓（也叫白卫军公墓）经常会看到从俄国来的人在献花。
更有意思的是，当年白军的军歌“斯拉夫勇士出征歌”现在是俄军的军歌。而內战时期的红军军歌已废除——当然卫国战争时期的军歌仍然流行，据说卫国战争与沙俄军歌都是“爱国主义”的，也有很多人面对颠来倒去的历史陷入不知所措之中。剧变后的价值体系翻转，说安东尼斯库之流不是卖国贼，反而投靠苏联的那些人是卖国贼。于是捷共的古斯塔夫·胡萨克、保加利亚共产党的托多尔·日夫科夫这些亲苏派反成了卖国贼，而当年和他们作对的人似乎等到了平反的日子，再次从依附德国的“卖国贼”，被奉为对抗苏联的“爱国者”。这个变化我觉得值得分析研究。
在这场历史人物的否定之否定的大潮中，文化名人像费多尔·夏里亚宾、尼古拉·别尔嘉耶夫、米·伊林等并没有引起什么大的争议。人们普遍认为，这些人物的重新评价对续接历史、弥补国家文化缺失利大于弊。俄媒体说：“我们过去太轻易地抛弃掉这笔巨大财富”，甚至2005年普京迎回白卫将军邓尼金遗，称这是俄罗斯国家和解的一部分。因为不涉及民族问题，争论只是在红白意识形态方面翻转。但是一些二战时期政要人物比如东欧斯洛伐克的约瑟夫·蒂索，罗马尼亚的安东尼斯库等人的重新评价却引起巨大的分歧乃至社会撕裂。
众所周知，东欧国家在几大帝国统治下历史破碎被迫多次组合。用波兰诗人米沃什的话说：作为这些被大象踩在脚下的民族，“遭遇的尽是不幸的事，历史的发展使他们的生命变得复杂非凡。”统治者的不断变换，历史人物评价体系的变来变去，每一次都会把一些人物甩在历史车轮之外，这是对民族命运的嘲弄还是个人悲剧呢？
在争论他们爱国、卖国十几年后，随着这些国家的政治逐渐稳定，大家发现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人们觉得，与其争论他们是“爱国”还是“卖国”，投靠了什么靠山，还不如争论他们到底对本国老百姓怎么样，人权纪录如何，这似乎已经成为更易达成共识，而且更为核心的判断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