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马克思的“从后思索”法体现了政治批判的历史性维度，实现了历史发展过程研究与现实生产方式结构研究的科学统一，对于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在政治批判中的深化发展具有关键意义，同时也面临一系列亟待澄清的理论疑难。“从后思索”法蕴含着一种立足现在以回溯过往并预见未来的“双向开放”的历史时间观。这一双向开放的历史时间观从根本上决定了马克思的“从后思索”法不可能是黑格尔主义的“历史目的论”。与黑格尔式“后思”不同，马克思“从后思索”法强调的是一种自觉的“有限性视角”：历史科学家知道自身基于当代现实而回溯过往时所受的各种条件和结构的制约，因而不会自以为可以达到对过去历史进程及其真相、目的等的透明认知和完全理解。“从后思索”法就是要基于资产阶级社会的自身批判过程，在理解不同社会形态之间的差异性、阶段性的基础上去把握具体的连续性和历史的统一性。

关键词：历史科学；有限性视角；历史时间观；历史连续性；历史间断性

在推进政治批判中，马克思正是通过“从后思索”法开启了“过去尚未过去，未来已经到来”的总体性、大尺度、开放性的历史视域。概言之，“从后思索”法的基本内涵是：以现实社会为出发点，通过分析发展成熟的形态回溯理解过去的历史发展过程。这种方法论强调从社会发展过程的完成结果开始的逆向回溯认知，以当代现实为基点揭示历史规律和发展趋势，是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根本方法之一。《资本论》第一卷关于这种方法的经典表述为：“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这些形式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93页；MEGA2，Ⅱ/6，S.106）马克思立足于资本主义社会对以前的各种社会形式所进行的“从后思索”体现了政治批判中的历史性维度，实现了历史发展过程研究与现实生产方式结构研究的科学关联、有机统一，对于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在政治批判中的深化发展具有关键意义。同时，“从后思索”法的研究也面临着一系列亟待讨论和澄清的理论疑难。一方面，马克思“从后思索”法因其黑格尔“后思”来源，容易被误读为“历史目的论”，隐含着进一步误解为“历史终结论”的风险，亟需正本清源。另一方面，马克思“从后思索”法中蕴含着不同于启蒙主义进步观的非线性时间意识、历史连续性与间断性相统一的历史时间观，亟需当代阐释，以激活历史科学的内在丰富生命力，推进历史唯物主义创新发展。

持续推进“从后思索”法的澄清与阐释，不仅能够进一步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及其在政治批判中的发展形态，同样有助于在当前时代背景下形成面向社会现实、汲取历史经验、把握发展方向的历史科学方法论，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奠定历史观与方法论基础。

一、“从后思索”法及其“双向开放”的历史时间观

《〈政治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在探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问题的基础上，讨论了“从后思索”法（Nachdenken）。“从后思索”法实际上是历史科学将逻辑与历史关联、统一起来的一种关键方法。概括地说就是，研究者站在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共时性结构上，去回溯历史过程，将从过去到现在的历史过程以理论的方式再现出来，并通过这种回溯，向未来进行展望。如果说《资本论》第一卷在讨论资本原始积累问题之前主要体现了共时性的结构方法，那么在对原始积累问题的分析中，马克思以历史回溯前资本主义社会为基础，立足于当下资本主义的结构与矛盾而向未来预见资本主义的危机与灭亡，这一分析方式体现的就是马克思立足于“从后”（向过去）并兼蓄着“向前”（向未来）的“从后思索”法。

尽管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中“猴体解剖”即前资本主义诸种社会形态研究与“人体解剖”即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研究的关系十分复杂，但至少可以说，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猴体解剖”都是为“人体解剖”服务的。换言之，虽然“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7页），但是“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同上），即《资本论》中的“猴体解剖”对人体征兆的揭示在理论功能上是服从于“人体解剖”的。“人体解剖”与“猴体解剖”既相互联系，形成“钥-锁”关系，但又相互区别，彼此不可取代。可以说，马克思对前资本主义的回溯性分析主要是服务于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分析的，是为了研究“人体”才去研究“猴体”的。“人体解剖”与“猴体解剖”的微妙差异在于，马克思并不是要成为一位历史学家去专门研究人类历史，写作《历史学笔记》也主要不是为了去研究封建社会本身的历史，而是为了发现前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主义社会起源的诸种“征兆”。而这些“征兆”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之中并没有“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6、47页），因而也不能用来独立地解释前资本主义社会本身。我们从“人体”回溯“猴体”，发现“猴体”的某些特征是进化出“人体”的前提因素，显露出一些能够进行理论抽象的征兆。但不能由此误认为，马克思认为猴子的存在是为人作准备，或以“成为人”为先在目的。猴子之所以是猴子，不在于它是人的征兆，而在于猴子不同于其他动物包括人的种属特殊性。马克思并不意在经验地研究“猴体”是什么样的，而是基于研究“人体”的理论需要才去研究“猴体”之中“人体”的征兆，这并不意味着能够直接用这些在猴体中没有充分发展和完全意义的征兆去解释“猴体”本身。

在马克思对于历史研究的态度上，不能简单认为马克思的理论目的就在于专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社会发展史。对此，要反思两种观点。一种观点倾向于将马克思的特定思想教条化并推广运用为所谓“无条件适用于一切人类历史的普遍规律”，“经济决定论”就是这一理论倾向的典型形式。实际上，马克思往往提供的是抽象水平较高的历史科学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往往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规律中抽象出来的，并不能直接等同于适用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的普遍规律。另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用资本主义的内在规律去外在地理解前资本主义社会。实际上，马克思的“猴体”研究并非以理解“猴体”本身为目标，而只是要去理解“猴体”中“人体”的征兆，实际上预设了“猴体”与“人体”之间的非同一性。这恰恰是马克思对自己理论目标与方法的清醒的、科学的限定性：“决不是像那些抹杀一切历史差别、把一切社会形式都看成资产阶级社会形式的家所理解的那样。”（同上，第47页）对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社会形式的研究，比如资本原始积累，都服从于对资本主义本身的研究，不能独立化和单独抽象出来。

另外要注意的是，马克思明确规定了“从后思索”法的科学“思索”和分析对象是“人类的生活形式”（Formen des menschlichen Lebens）。这种形式既不是作为感性直观对象的“社会经验事实”，也不是被思辨的历史目的完全统摄和支配的“历史发展环节”，而是一种集中体现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结构的特殊规定性的“生活形式”或“社会形式”（Gesellschaftsform）。这种“生活形式”或“社会形式”就是指，特定历史阶段中占据支配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结构；其对于特定的经验事实、活动过程等具有规定、支配和形塑的作用，赋予这些物质内容以特定社会规定性，为其打上特定时代、特定社会关系的烙印。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支配着庞大商品及生产商品的劳动过程并赋予其资本主义性质的，正是资本作为“普照的光”所支配的生产生活形式。以“人类生活形式”作为对象，就使得“从后思索”法蕴含的历史观既区分于强调必然性的宏大历史规律叙事，又有别于凸显偶然性的微观的历史事件、社会情境叙事，同时能够通过对作为历史之“中层结构”的一定的生产、生活方式及其结构的分析，建立起宏观规律与事件事实之间的有机、科学关联。因而，这种以“人类生活形式”或“社会形式”为主要分析对象的“从后思索”法，既无法将一切人类历史视作单向、同质的“整体”，也无法将历史发展过程碎片化为偶然的、无规律的事件与境况的发生和堆叠，而是能够根据一定的生产生活形式及其矛盾而科学发现历史发展的间断性和差异性，从而合理抽象出不同的社会形态，并对其加以结构性的、科学化的分析。概言之，“生活形式”“社会形式”作为“从后思索”的认识和思索对象，体现出“从后思索”法所独有的居间性的科学抽象层次及维度，既能够通向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及其规律，又能够呈现出历史阶段的差异性和间断性，奠定了马克思科学的历史认识论。

比上述问题更为深层的问题在于，马克思的“从后思索”法在其历史观基础尤其是历史时间观根据上何以可能。显然启蒙主义进步时间观是不可能保证“从后思索”的，因为这种直线向前、同质流逝、永不复返的历史时间不可能形成任何一个相对稳定的、较为独特的“时间点”来让历史研究者驻足其上以回溯过往。从马克思论述“从后思索”法的上下文语境来看，其中蕴含着和预设着一种立足现在以回溯过往并预见未来的“双向开放”的历史时间观。（参见郗戈）

具体来说，对历史时间与历史时代在理论上进行的科学“划界”或合理“中断”构成了“从后思索”法的历史观和时间观前提。根据对各时代占据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的结构性分析，马克思得以从由古及今的历史时代中科学地划分出既前后相继、具有发生学关联，又在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及基本矛盾等层面存在根本性差异的各个社会形态。也就是说，只有明确了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差异化”阶段与特征，才能够避免启蒙主义进步时间观对历史的同质化理解，从而在对历史阶段之差异的发现与界分中锚定一个凝聚为现代社会的一系列结构与矛盾的“时间点”。而只有立足于这个“时间点”的相对稳定性、结构特殊性与矛盾运动方向来实现回溯“过去”和预见“未来”，才能够将这种“双向开放”的历史时间观奠定起来。

“现代性的时间意识”是“双向开放”的历史时间观的思维原点和认识基点。马克思在《1857—1858年手稿》“资本章”中提出了科学的历史考察方法：“对我们来说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方法表明历史考察必然开始之点，或者说，表明仅仅作为生产过程的历史形式的资产阶级经济，超越自身而追溯到早先的历史生产方式之点。……另一方面，这种正确的考察同样会得出预示着生产关系的现代形式被扬弃之点，从而预示着未来的征兆，变易的运动。如果说一方面资产阶级前的阶段表现为仅仅是历史的，即已经被扬弃的前提，那么，现在的生产条件就表现为正在扬弃自身，从而正在为新社会制度创造历史前提的生产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52-453页）在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社会批判中，“过去”“现在”与“未来”并未呈现为一种线性的简单相继关系，而往往是前资本主义的“过去”与后资本主义的“未来”汇聚于资本主义的“现在”，“过去”与“未来”只有在“现在”中才能够获得其历史科学上的现实性与意义。因而，历史科学家才可能立足客观现实的“现在”之上，来同时回溯过去并预见未来。虽然在“从后思索”中马克思看似对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社会形式展开了细致的分析，然而这种围绕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似历史学”研究却无时不聚焦于发现“现代”之征兆、解析“现代”之症候的问题意识。马克思的历史叙事虽然时而具有一种“历史学外观”，但其历史研究更多地是以“楔子”“支线”或“附件”的功能形态叠加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构性分析和批判之上，从而为政治批判奠定起一种共时性与历时性相统一、逻辑与历史相关联的综合立体视野。

“从后思索”法正是这种“双向开放”的历史时间观在资本主义社会批判中的具体化发展。面对如何处理过去、现在与未来这三重历史时间维度之间的关系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命题，“从后思索”法给出了关键解答，那就是从作为“现在”的资本主义社会出发回顾“过去”即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社会形式，并进一步从资本主义社会出发展望“未来”的社会发展方向，由此便开启了“过去-现在-未来”三者之间既相互区分、又内在关联的历史视域，从而开启了双向的历史时间与双重的历史理解向度。这种“双向开放”的宏观历史视野，极大地拓宽了马克思审视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空间，丰富了其现代性诊断和治疗的可能性。

从现代境遇来看，马克思主义与现代的时间问题具有本质的相关性。马克思主义始终扎根于现代性的时空，始终面向着现代性的时间意识或时代意识，始终要去关照和处理这个“进步”的时间意识。马克思看待历史时间的双向开放视野构成了我们把握“时代精神”问题的思想前提。这一前提的核心是，历史唯物主义对过去、现在与未来这三重历史时间维度之间关系的立体而非线性的处理方式。

从《资本论》及其手稿的思想视野与具体论述来看，马克思始终具有从当代向过去追溯、并向未来展望的双向开放的历史视野，是立足于“过去-现在-未来”的整体性社会历史运动过程，而非仅仅拘泥于当下现时的狭隘眼界或直线进步的单向度视野之中。因而他对历史时间的理解也是双向度开放的，而非直线向前、永不复返的单向度封闭式的。针对资产阶级家以形而上学抽象将资本关系自然化、永恒化与合理化的辩护论倾向，马克思这种从当下回溯过去，从过去审视当下再向未来预见的历史时间观，包含着双重性的关系。其中，从现在向过去的回溯，是一种“从后思索”的历史认识性关系。从现在向未来的预见，是一种“科学预见”的历史生成性关系。过去和未来，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汇聚于现在，并从现在中“再生产”出来。因而，立足于“现在”的研究者所面对的，显然不是那种所谓本来的、实为抽象的“过去”或“未来”，而是从客观的“现在”再生产而出的“过去的残余”与新生产出来的“未来的征兆”。“回到过去”的历史主义幻想或“穿越未来”的未来主义幻想，在这里都没有立足之地。

上述所谓立足于“现在”，在政治批判的语境中，就是扎根于马克思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以“普照的光”的方法把握其中的主导性环节、支配性要素。任何社会形式都是复杂的有机体，但每个时代都有其支配性要素。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普照的光”。“从后思索”法要求先分析现实社会中已充分发展的核心要素如资本，再逆向追溯之前社会形式中同类或相近要素的征兆萌芽形态如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商人资本、高利贷资本等。例如，在《1857—1858年手稿》的“三种社会形式”论述中，马克思通过“物的依赖性基础上的人的独立性”社会形式回溯前资本主义的“人的依赖性”社会形式以及其中孕育的不发达交换价值关系。现实社会中的支配性要素作为“普照的光”，会重塑（再生产）过去社会形式遗存的残余因素的形态和性质。如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土地所有制及地租，虽一定程度上继承自封建社会，但已被资本统治改造为“超额利润的转化形式”。这种分析避免了将过去时代的残余因素简单等同于过去时代本身，而是揭示其被现实社会重构或再生产的过程。

不同于传统历史学研究从过去原因到现在结果的线性因果叙述模式，马克思“从后思索”法对社会发展的把握则是以成熟形态回溯“征兆”形态，从中揭示特定历史规律和发展趋势。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不是黑格尔主义的逻辑本体论存在物，而是蕴含于社会发展和历史生成中，作用方式上具有条件性，显现方式上具有滞后性。历史规律虽然始终在社会历史过程中发挥深层作用，但只有在其特定社会形式充分发展后才能被清晰把握。例如，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充分发展并占据支配地位，才使“经济强制”剥削机制中蕴含的剩余价值规律充分显现，进而《资本论》可以基于此去回溯理解前资本主义社会剥削机制的“超经济强制”的人身依附暴力特征，及其在资本原始积累甚至“资本现代史”中的残余形式。

“从后思索”法一方面是从当下成熟形态回溯早先“征兆”形态，另一方面还包括从当下“残余”形式追溯过去“完整”形态。过去时代的主导性社会形式虽然不再居于支配地位，但其物质生产方式或上层建筑的“残余”形式仍在当代社会中存续并发挥作用，由此构成历史连续性的现实载体。古代社会虽已过去，但未彻底消失，而是以“残余”形式留存于现实中。例如，马克思通过19世纪西欧封建的生产方式和上层建筑的残余，回溯性把握封建的社会形式。

统而言之，“从后思索”法既承认诸种历史阶段之间的本质差异，又揭示诸种历史阶段之间的连续性：早先阶段的“残余”在晚近阶段得以延续和重塑，晚近阶段则使早先阶段的“征兆”发展为成熟形态。从现时代向着过去和未来双向开启的历史视野，根植于“过去-现在-未来”三者之间既连续又差异的历史辩证法。只有在对历史过程的连续性与差异性勘察中才能把握“我们这个时代”，才能对现时代获得自我理解，从而科学地提出“时代”与“时代精神”概念。

二、“从后思索”法对历史目的论的扬弃

历史唯物主义双向开放的历史时间观，从根本上决定了马克思的“从后思索”法不可能是黑格尔主义式的“历史目的论”。按照马克思的论述，“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7页）这里的“钥匙”就是说明资产阶级经济为理解古代经济打开了“门径”。然而“钥匙”仅仅能够敞开理解和研究的“门径”，却并不能够作为将古今差异加以抹杀、将古今经济社会结构加以同一化的“捷径”。从古典派到庸俗派家的根本缺陷恰恰在于“把一切社会形式都看成资产阶级社会形式”（同上）。这种对历史发展的“抽象同一性”理解认为古代社会和现代社会大体是同质的、无实质差别的、线性发展的：“所说的历史发展总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最后的形式总是把过去的形式看成是向着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同上）马克思此处对抽象同一性的历史发展观的批判既指向了资产阶级政治，又指向了以黑格尔-科耶夫-福山为代表的历史目的论，而这种历史目的论同时也孕育着历史终结论。他们认为，通过资产阶级社会的一系列规定性所表现出来的“现代”已经是比较完美的历史时代，理念或理性得到了“自我实现”，古往今来都是“为我而来”。对此，马克思则揭示出只有当下的资产阶级社会现实展开“自我批判”的客观进程时，人们才能基于此打破历史目的论和历史终结论的迷梦：“资产阶级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和东方的经济”。（同上）资产阶级有其历史的科学性，就在于它部分地立足于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或“自身批判”（MEGA2，Ⅱ/1.1，S.41），资产阶级社会本身是客观社会历史过程，那么这种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内生的“自身批判”应该更多地是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身矛盾、自身否定和自身扬弃的现实运动和历史趋势。

在《导言》关于从资产阶级社会“后思”先前的社会形式的简短分析中，马克思似乎是在讲历史的“同一性”，但是这种“同一性”包容了诸种历史阶段的差异性，因此它是“具体的连续性”或“具体的统一性”，而不是抽象的抹杀差别的同一性。抽象地、片面地强调历史连续性，往往容易抹杀历史环节的阶段性差异而导向抽象同一论，而抽象同一论会进一步导致历史目的论、终结论。而只有通过对资产阶级社会的自身批判的客观理解，才能抑制抽象同一论及其历史目的论、终结论倾向。因此，从这个视角去理解“从后思索”法，实质上是如何理解历史的连续性和差异性的统一问题。如果没有历史连续性，就不可能对历史过程进行“从后思索”，但是这种历史连续性一定是以历史发展的阶段差异为前提的。如果说在观念上过于强调连续性，抹杀了差异性，那就会导致“万物皆备于我”的历史目的论，甚至导致认为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完美社会形态的历史终结论。

因为黑格尔历史哲学是马克思历史科学方法的主要理论来源之一，尤其黑格尔的“后思（Nachdenken）”与马克思的“从后思索”法（Nachdenken）在术语上也难以区分，因而“从后思索”法就容易被误解为黑格尔主义的历史目的论甚至历史终结论。因此，阐明马克思“从后思索”法的特征和要义，亟需辨析二者的不同语境和实质差异。黑格尔式的“后思”，逻辑地预设了概念已然达成现实、精神的世界历史已然终结的“完成之点”，逻辑地蕴含着历史目的论及其历史终结论后果，即当下的社会状态就是过去社会的目的，或者当下社会已经（正在）实现过去历史的目的，这种实现使得当下社会在原则上完成和终结了实现历史目的过程。实际上，黑格尔式的“后思”预设了哲学家的观察视角的“绝对性”；在这种“后思”的绝对化视角中，历史呈现为线性的、透明的、匀质的运动进程，因而，在历史终末的完成点上，哲学家可以在概念中完整把握过去历史的真相和目的的整体。

与黑格尔式“后思”不同，马克思的“从后思索”法强调的是一种自觉的“有限性视角”：历史科学家能够自觉意识到自身基于当代现实而回溯历史时所受的各种客观条件和结构的制约，因而不会自以为可以达到对过去历史进程及其真相、目的等的透明的认知和完全的理解。这显著体现在，马克思诠释“从后思索”法时使用的“征兆”概念和“解剖学”比喻。解剖生物学尤其是关于不同种类生物胚胎的解剖常常被当作自然进化论的证据，比如“鱼的胚胎—陆生动物胚胎—哺乳动物胚胎—猴的胚胎—人的胚胎”的器官骨骼的形态发育、功能分化所体现的进化序列。那么，进化论是不是一种自然史或自然哲学的目的论呢？其实不是，进化论并不必然预设或导向一种目的论。马克思这里的“人体解剖”“猴体解剖”同样没有预设“万物皆备于我”的、把“过去的形式”都看成是向“我们的时代”发展之环节的先验目的论。虽然解剖学可以证明，从猴体到人体是有连续进化和发展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猴子的生存、进化都是为了成为人即预设了人作为预定目的。也就是说，受到外部自然环境条件和内在基因遗传变异的客观制约，猴子可能进化为人，也可能不进化为人。能预设猴子一定进化为人的只能是绝对化的“神”，能断言历史发展有先在目的的也一定是神秘化的历史唯心主义。生物学家去发掘化石，解剖人体、猴体的时候虽然也会回溯，这种回溯是因为猴体身上有人体的征兆，然而这种征兆并不能证明人体就是猴体所预设的概念、目的或真理。一旦对进化论做了线性解读，并且这种线性进化的观点一旦进入黑格尔主义自然哲学，可能就会变成一种目的论，因为黑格尔主义者认为猴子中包含着人的概念，并要朝着人的概念去实现发展。概念在黑格尔《逻辑学》里已经被预设为万事万物的存在论模具，因而也是诸种事物发展的内在目的和动力，而在作为应用逻辑学即逻辑学实现过程的自然哲学、精神哲学中，概念的运动便都遵循着外化到时空中找到能表现概念自身的诸种实存这一逻辑展开进路。用黑格尔的比喻，这是概念作为种子发展为果肉，灵魂找到肉体的过程。与这种概念的发展过程判然有别的是，从猴体到人体的进化，受制于各种偶然的内外条件。比如，假设作为人类起源处的东非大裂谷的气候保持长时段潮湿状态，那么猿猴很可能始终活动于树丛高处而缺少在地面直立行走的机会。只有气候干旱时猿猴由于必须在地面搜集食物而被迫直立行走，才有进一步进化的客观条件。同时，也只有部分猴群能够通过基因变异、自然适应、用进废退等过程发展为经常直立行走的猴群。这便是受到偶然条件制约的生物进化过程，并不是说在猴体中就已经先天地蕴含了要向人体发展的必然性，从而使得人体构成猴体的概念、目的或真相。其实，自然进化历史的考察表明，从猿到人的进化，既是受制于自然条件和生理因素的自然进化过程，又是受制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社会生成过程，这种进化的自然必然性与历史必然性是上述自然过程和社会过程二者的有条件的而非无条件的统一。且从生物进化的现状来看，人群和猴群之间存在显著共时性，从进化起源上看，猴体先于人体，但当下则是人与猴的共存状态。

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阐明“从后思索”法时不仅使用了解剖学和进化论的隐喻，而且在1859年《〈政治批判〉序言》（以下简称《序言》）中同样使用了“地层累积”的地质学隐喻来描述从亚细亚的、古典古代的、封建的到现代资产阶级的社会形态演进过程。国内外不少学者认为，马克思并未明确指出《1857—1858年手稿》中的“四种所有制形式”之间以及《序言》中的“四种生产方式”之间是一种历时性的纵向继起关系，而更有可能是一种共时性的横向并存关系。不少当代学者通过考证《序言》中的“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中“形态”一词的德语原文Formation（可译为地质学的“地层”概念）和“演进”一词的德语原文Progressiv（可译为地质学的“累积”概念）以及马克思关于地质学的摘录笔记，认为其中蕴含的“地层累积”隐喻并非意指一种时间性的动态继起关系，而是一种空间上的静态共存关系。实际上，地质学家在研究地层横断面时经常发现，由于地质变迁，地层累积的时间次序与空间次序往往错综复杂，缺乏线性对应关系，而呈现出多种地层之间的共存结构：时间较近的地层不一定是位于上方空间，较古的地层不一定是处于下层空间，较近的地层与较古的地层甚至交错重叠在一起。由此可以认为，马克思使用地层累积隐喻的深意在于指出：正如各个地层之间会存在年代断裂、先后错位和时间倒置，社会历史过程同样包含连续性和阶段性的融合、历时性和共时性的重叠、过去时代与当今时代的交错。根据日本学者望月清司的判断，《序言》中马克思揭示出的如地层累积一般呈现的社会形态演进主要不是一种时间上线性相继发生的连续性运动：“各个单层之间也不含有诸如‘继起的’一词所显示出来的那种连续发生的关系。”（望月清司，第460页）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二稿和三稿中，马克思继续多次使用地质学比喻来强调俄国公社所体现的历史阶段与社会结构的特殊性：“各种原始公社（把所有的原始公社混为一谈是错误的；正像在地质的层系构造中一样，在历史的形态中，也有原生类型、次生类型、再次生类型等一系列的类型）的衰落的历史，还有待于撰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67-468页）“地球的太古结构或原生结构是由一系列不同年代的叠复的地层组成的。古代社会形态也是这样，表现为一系列不同的、标志着依次更迭的时代的类型。”（同上，第472页）“并不是所有的原始公社都是按照同一形式建立起来的。相反，从整体上看，它们是一系列社会组织，这些组织的类型、生存的年代彼此都不相同，标志着依次进化的各个阶段。”（同上，第476页）可以看出，马克思使用地层累积隐喻针对的恰恰是同质化的、直线性的历史观以及资本主义社会自然永恒论，在强调社会形态发展各阶段差异性基础上也凸显了各社会形态之间的结构性共存关系。

实际上，在《资本论》及其手稿尤其是《1857—1858年手稿》和《资本论》第一卷中，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之历史特殊性研究的理论需要，马克思以“从后思索”法对多种前现代社会形态的演进模式进行了简明扼要的历史科学分析。立足于资本主义社会对前资本主义的人类诸种社会形态的演进过程所进行的“从后思索”，呈现出了“历史地层”的诸种“差异点”和“断裂面”。这种历史研究和叙事方式恰恰表明，马克思有意识地在此限制甚至中断了历史的连续性叙述，通过在历史连续之流的叙述中打入不同视角的“断层”或“楔子”避免了历史唯物主义陷入抽象同一性、直线连续性的幻象之中。

从更深的思维逻辑上看，马克思“从后思索”法及其解剖学、地质学隐喻都蕴含着对“起源-目的”同一性神话的拒斥和批判。这很契合阿尔都塞在《在哲学中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中对唯物主义批判“起源-目的”论的阐释。他认为，唯心主义的核心逻辑就是“起源-目的论”，即目的和起源的相互规定使得唯心主义呈现为“必须始终从起源开始，朝着它的目的迈进”（阿尔都塞，第74页）的目的论进程。他做比喻说，哲学就像是列车，唯心主义的列车预先就知道了起点和终点，故其行程就是从起点宿命般地奔向终点；而唯物主义的列车则“既没有出发站也没有到达站”（同上，第75页），其“乘客”可以随时上车、随时下车，列车的行进是“一个既没有起源也没有目的的过程”（同上，第74、75页）。这种唯物主义的哲学便扬弃了“起源-目的”的“先定性”，将哲学的历史生成性扎根于现实的社会历史诸境遇诸条件的实际发生过程之中。

其实，马克思在《导言》中对资产阶级政治的起源范畴“孤立的个人一般”的解析显著地蕴含着对“起源-目的”同一性神话的历史批判。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人格间的社会联系只有通过物象间的社会关系这个中介才能表现出来，但这种表现同时也是一种遮蔽，因为我们往往并不能通过作为中介的显性结构透视背后的隐性结构。相反，在人的依赖性社会形态中的人格间联系无论是依附性的还是压迫性的，都不需要中介就能直接表现出来。如果只看到物的依赖性社会形态中的显性中介结构而不能及时发现被其遮蔽的深层结构，往往就会形成“鲁滨逊神话”的视角，也就是将“生产当事人”理解为孤立的个人。巴师夏、凯里和蒲鲁东就着眼于这种表现为抽象的原子化个人的表层结构，对这种物象化的效应不加甄别直接进行理论加工，将其当作逻辑起点创制出“个人一般”“生产一般”等范畴：“孤立的个人”身上体现着满足自我保存自我需要的“一般人性”。就这种孤立个人的抽象预设而言，鲁滨逊神话相当于亚当的神话。《圣经》亚当神话体现出孤立的个人作为人类的起源。这就是马克思讽刺的意识形态神话。马克思认为，旧约传统和古希腊神话包含着人类的起源神话，同样地，鲁滨逊故事在18、19世纪的政治思想和政治中也具有逻辑和历史上的“起源神话”的意义。起源神话作为唯心主义的核心思维方式，其本身就包含着人类历史未来的发展方向和目的。比如，在《圣经》的历史叙事中人类历史发展就是为了实现神与人订立的“约”，旧约由亚当起始，耶稣因为人类赎罪牺牲而重新缔结新约，不履约就会导向堕落，履约才会导向救赎。根据这种线性发展的历史叙事，“旧约”与“新约”之间也就呈现为“预表”与“应验”的关系。相似地，鲁滨逊神话叙事以个人一般和生产一般范畴为起源和目的范畴，因而无论是在18、19世纪的政治、政治学中还是在文学中，都体现着鲁滨逊身上的个人一般性和生产一般性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不断重现、持续实现过程。这其实就是用人类历史发展经验材料来证明起源和目的的同一性的神话叙事模式。正如阿尔都塞所指出的，马克思的批判锋芒所指就是历史的起源和目的之间预设的同一性。他认为，马克思消解了这种历史同一性：“要认识历史中发生的事情，就必须摆脱所有这些虚幻的范畴，并‘着手对经验的事实进行具体的研究’，以发现这一具体进程的合理逻辑”。（阿尔都塞，第80-81页）这意味着，马克思政治批判并没有预设起源，也没有指向某种起源所保证实现的目的。而启蒙世纪前后的社会契约论、政治、历史哲学，尤其是英法古典政治和德国古典哲学都共享着类似的线性进步时间意识、历史目的论逻辑和“起源-目的”同一性神话母题。

与“起源-目的”同一论鲜明区别的是，“从后思索”法所蕴含的历史观恰恰以“现代”即当下历史时代及其诸种特殊规定性为基本根据，而不是预先地或首先地着眼于历史的起源设定和目的规划。就所谓“目的”而言，资产阶级社会作为既往历史时代的发展形式，作为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其只是在自身的不断结构化和再生产之中显露出以往社会形式的再造形态或残余因素，但却不能将资产阶级社会视作既往社会历史发展的“目的”。而就所谓起源而言，被错误地视作人类历史之“起点”的“鲁滨逊个人”或“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只是随着市民社会逐渐发展为具有特定的物质生产和交往结构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才产生的结果，只有最发达的社会交往形式才能表现出个人与他人之间社会联系的“外在的必然性”，由此个人才表现为“原子化的个人”。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物象化的“先见”，古典家才把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中的“生产当事人”抽象地理解为“孤立的人”，并误认为历史的起点。而马克思“从后思索”法的深意则在于：在现代社会结构的客观制约之下，人类社会历史的“既定主体”（因而也是历史科学研究的现实对象）必然是“一定的社会形式”即“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历史研究的根据、指向以及历史范畴的来源、逻辑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现代社会结构及矛盾的根本规定。只有立足于现代性时空及资产阶级社会结构，并明确当下的社会形态与既往历史时代和社会形态的差异性和间断性，才能够确立起“向过去回溯却不预设起源、向未来展望却不先定目的”的双向开放的历史时间观与科学方法论。

三、“从后思索”与社会“自身批判”：历史连续性与差异性

马克思的“从后思索”法拒绝现时代与过去时代的抽象的同一化，因为这种抽象同一性遮蔽了各个历史阶段之间的差异性和间断性，就会导致历史目的论、历史终结论的思维方式，以及资本主义辩护论等意识形态形式。然而，当资产阶级社会尚未出现客观的自我批判趋势时，这种抽象同一性和历史目的论往往主导着人们的历史意识：“最后的形式总是把过去的形式看成是向着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并且因为它很少而且只是在特定条件下才能够进行自我批判……所以总是对过去的形式作片面的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7页）由此可见，所谓“从后思索”就是要基于资产阶级社会的自身批判过程，在理解不同社会历史形态之间的差异性、阶段性的基础上去把握它们之间具体的连续性和历史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不是无条件的、直接性的、现成性的，而是限定性的、中介性的、生成性的。这种统一性是以不同社会形态之间的差异和间断为中介条件的具体连续性和统一性。

那么，什么样的历史条件能让我们突破古今之间抽象同一性基础上的历史目的论和历史终结论呢？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和东方的经济”（同上）。对过去时代的科学理解需以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为前提，若缺乏对资产阶级社会内在矛盾的批判，便无法真正揭示前资产阶级诸种社会形式的特殊规律和历史局限性。所以关键还是在于资产阶级社会的自身批判。正是资产阶级社会自身批判的客观趋势，提供了“从后思索”法得以可能的历史先验条件。这种自身批判在一定意义上已经进入到资产阶级政治的自我意识中，但还没有完全进入或被理论地意识到，在总体上仍然是相对朦胧的。如果把产生于当下的某些意识形态如自由法权、平等法权、所有权等理解为永存的历史目的或历史终结，这种意识形态化的理论建构就会缺乏自我批判意识。但是当我们意识到现在站立的地方其实是“流沙”，是历史之时间的自身扬弃、自身过渡之点，那么就能够保持朝向过去和未来的开放性，就能“从后思索”地去理解过去社会形态与当下社会形态之间的间断性和连续性，并且能够预见未来社会与当下社会之间的间断性和连续性。

如何在历史连续性中把握历史差异性呢？这就需要资产阶级社会内部客观地产生出自身批判的矛盾和自身扬弃的趋势：资产阶级社会自身也在发生着断裂、过渡和自我扬弃，因而人们能够认识到资产阶级社会并非所谓合乎人性自然的最终形态。通过自身批判所揭示出的自身扬弃提供了一种历史性的客观视野，使人能够理解“古今之别”尤其是资产阶级社会与之前社会形式之间不可消解的差异，并且形成历史过渡性观念即认识到资产阶级社会将被历史进程所超越。所以，历史连续性中是有“裂缝”的，这些历史间断性凸显出不同历史时代的阶段特性。

具体来看，“从后思索”法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起源和历史趋势研究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应用和发展。实际上《资本论》三卷逻辑叙述中散见的一些历史叙述片段，更具体地论证和阐明了“从后思索”法，其中最关键的是“所谓原始积累”部分。在对资本原始积累进程的考察中，马克思立足于当下资本主义社会现实进行“瞻前顾后”，即向过去追溯和向未来预示都是站立在当下资本主义社会的自身扬弃、变易的运动之上才得以可能。如果看不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变易运动、自身扬弃之点，就会误认为资产阶级特有的生产方式是永恒不变的，而不是自身批判、自身超克的；就会认为之前的社会形态都是向着当下发展、以资本主义社会为目的的，进而就会消解古代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差异性。这样一种历史目的论认为，之前社会和当下社会都遵从同样的规律，即所谓“合乎人性的规律”，差别仅仅在于之前古代社会对于这个规律认识得不深刻、实现得不彻底，当下的资本主义社会对这个规律认识、实现得较为彻底，所以当前社会也是自然正当的、理想完善的。由此就会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自然人性或人类历史规律的充分实现，是符合“自然权利”或“自然正义”的，是遵循“看不见的手”“经济的和谐”等社会的自然法则的。马克思指出，一旦消解了历史统一性中各个环节阶段的差异性、间断性，强求间断之间的同一性，就会构造出历史目的论，进而推导出历史终结论，从而把当代现存社会肯定为自然的、超历史的、永恒的。这里，马克思看到了资产阶级政治与黑格尔哲学之间的思维逻辑相通性，即抽象同一化导致的历史目的论。虽然说黑格尔的历史目的论富含更多的历史辩证法内涵，没有走向“自然主义”即自然权利独断论的政治思想或自然法则独断论的，但是由于黑格尔的历史辩证法从本质上就趋向于思辨“和解”，就预设了起源和目的之间的同一性，所以最终走向了对资产阶级社会（以德意志王国的名义）的思辨肯定。

要言之，马克思明确指出了，超越抽象同一性、扬弃历史目的论的客观可能性扎根于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自身批判、变易运动、过渡趋势，从而形成对资本主义社会展开内在批判的视角。这样，政治批判才能够“从后思索”地向过去追溯，同时向未来预见。马克思对这些重要问题都是用密集概念进行简略叙述，或用隐喻方式进行晦涩暗示，而将主要篇幅用于分析社会经济发展的诸种条件本身。因而，“从后思索”法所蕴含的社会历史观与历史认识论就存在着极大的阐释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从后思索”法所预设的历史间断性，本雅明作了独特和深邃的阐释。他在《历史哲学论纲》《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等论著中对现代西方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历史主义”思维方式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他指出，历史主义正是通过“给予过去一个‘永恒’的意象”，从而“落入了普遍历史的陷阱”。（阿伦特编，第274、275页）正如在“从前有一天”式的历史叙事中，似乎我们可以通过某种历史的连续性，经由考古发掘、文献梳理等实证研究而“还原”过去时代的“原本面貌”，这种“纠合起一堆材料去填塞同质而空洞的时间”（同上，第275页）的历史视角和方法就是历史主义。本雅明认为历史主义预设了当代和古代之间的某种抽象的历史同一性，所谓历史的“进步”如风暴一般摧枯拉朽，抹杀了历史过程中的差异性和间断性。而在此问题上，马克思给我们的启示是，要把握当代与过去时代之间的间断性和差异性，不能认为我们所回溯到的“过去”与“过去本身”是抽象同一的。实际上，马克思看到了我们当下的时代包含着很多间断和裂缝，这些裂缝是指什么呢？本雅明将其称为“弥赛亚（Messiah）侧身步入的门洞”（同上，第276页），也就是社会结构和历史趋势中涌现的各种革命契机。这里所谓“弥赛亚”在很大程度上指代革命无产阶级，其在社会矛盾不断开显、革命条件不断孕育的当下资本主义社会中，将从时代的缝隙和门洞中“侧身而入”，实现对静态、均质历史流动的中断和突破。本雅明将历史唯物主义与犹太教传统进行了互文式的阐释，强调了历史过程的连续性依赖于间断性和断裂性，而这些历史过程中的缝隙就是“弥赛亚”降临、革命爆发的契机和节点。

本雅明的思想和马克思的思想有共通之处，即二者都揭示出了社会历史过程的自身扬弃之点，只不过马克思强调的是连续中的差异、阶段，而本雅明更强调断裂、间断。本雅明认为，不仅资本主义社会和过去社会之间有间断，而且资本主义社会自身也有很多的裂缝，这些间断和裂缝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爆发之点。与马克思的“从后思索”法类似，本雅明同样指出，我们是基于当代社会去回看古代社会，所以不能妄想能够获得关于古代社会的完全知识或完全“还原”古代社会原本的面貌，因为当代社会已经客观地限定了我们的视角、视野和观察条件。马克思关于“人体”和“猴体”的隐喻与本雅明关于“星丛（Konstellationen或译星座、矩阵结构）”和“群星”的隐喻之间也具有深层的联系。正如基于人体去看猴体时，是人体解剖的客观条件和结果规定了我们看待猴体的方式，所以我们在解剖猴体中认识到的实际上更多是人体的征兆而不是猴体本身。本雅明讲“群星”和“星丛”之间关系时也注意到了这种当代观察视角的客观结构性制约：在地球上看到的星丛，真的是那些群星本来的方位吗？实际上只是经过了数以万年甚至数百万年的光线传播之后，由地球的天文位置规定人们目视这些光线时所产生的视觉效应。（参见本雅明，第11-15、172-186页）因而，正如地球的天文位置规定着人类看到的只是星丛而不是群星本身，资本主义社会的客观结构和自身批判同样也规定着我们看待古代社会形态的方式是发现资本主义社会的征兆，而非探究古代社会的“本来面貌”。可见，马克思的“从后思索”法对研究者视角的历史规定性、结构制约性和认识有限性始终有着清醒的自觉，并不会导致某种历史主义还原论或独断论。

本雅明的历史主义批判为深入阐释马克思历史科学方法论提供了一个极具启发的观察点。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之前的各种社会形态的时候，都不是为了实证地认知过去的历史进程本身而研究，而是为了研究资本的征兆、资本的起源史。所以，马克思并不是要成为一个实证的历史学家或社会史专家，去研究甚至还原“从前有一天”到底是什么样，而只是要科学地发现从现在追溯过去的时候出现了哪些征兆，这些征兆蕴含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条件，并可能预示了资本主义社会未来发展和灭亡的因素和趋势。相反地，黑格尔哲学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反思过自身立足点的历史性问题，即普鲁士王国作为精神在尘世的最高体现形式的自身界限和被扬弃的可能性问题。在这里，黑格尔思辨哲学意义上的“扬弃”并不等于马克思讲的历史过渡性意义上的扬弃，不是说普鲁士王国要向下一个王国或时代过渡，而是指普鲁士王国在当下已经实现了概念；在此，精神已经意识到自身的自由，可以“回家”或“复性”了，可以实现自我复归而成为绝对。而马克思没有先验预设某个特定历史阶段作为历史的目的或终点。马克思眼中的资产阶级社会也不是黑格尔式的普鲁士王国，而是一个自身批判、自身过渡并向着未来开放的、具有历史暂时性的社会形态。由此，我们可以深刻理解马克思“从后思索”法、黑格尔“起源-目的”同一性的历史目的论、资产阶级政治的自然主义这三者的区别，同时也就能够理解后来由本雅明阐发的历史的间断性问题。

面对历史研究和历史学材料，马克思保持了历史科学的清醒和深刻，他虽然没有系统论述研究方法论，但从他通过密集概念表达的、带有隐喻方式的叙述中，可以见出马克思不是历史目的论者。如果说马克斯·韦伯将极为宽泛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因素理解为经济史的起点，并不自觉地将资本主义预设为多种文明发展的圭臬或标尺，那么马克思恰恰呈现出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扬弃趋势，从而更加深刻地揭示出人类历史发展趋势中蕴含的间断性、过渡性和异质性。正如加拿大学者艾伦·梅克森斯·伍德对韦伯的资本主义理论所作的根基性批判所言，韦伯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所特有的“经济合理性行为”理解并阐释为历史的普遍性原则或动力，从而在实质上导向了一种“单线循环论”或“以欧洲为中心的、目的论的简化论”（伍德，第174页）。与之相反，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结构及矛盾的分析而揭示的社会自身批判，以及立足于当下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具体总体所进行的“从后思索”，“把历史和社会理论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限制性的范畴中解放了出来”，从而“对政治加以批判而不是不加辨别地服从于资本主义的假设和范畴”，实现了“对历史特殊性的更深刻理解”（伍德，第175、176页），由此在根本上与诸种流行的历史目的论与单线循环论划清了界限。

本雅明的重要性恰恰在于其对历史间断性问题的凸显和重视，而马克思主义研究传统对历史间断性（马克思更多地表述为阶段性、差异性）问题则往往不够重视。但是，由于本雅明从革命神学的视角出发过度强调历史的间断性，便在更大程度上走向与马克思主义不同的道路。比如他的“星丛（星座）”概念强调从现在观察过去的历史视角受到了不可消解的结构规定性的限制。这当然是正确的，但如果过分强调历史的间断性和视角的有限性，就会导致“历史断裂论”，即认为过去历史和现在历史之间没有必然的连续性或发展趋势，因而也就没有具有普遍性的历史规律。如此就会导致历史研究深陷于一种固化的“结构”视野中，认为当代社会的结构与过去社会的结构之间没有连续，只有断裂，进而就会走向阿尔都塞早中期的“结构断裂论”。结构断裂论进一步片面发展下去就会走向福柯对历史的整体性和连续性的深层解构。福柯解构了历史的整体性和连续性，否认社会形态本身及其演变具有稳定结构和普遍规律。福柯借用尼采的视角主义，认为历史就像是冰山反射出无尽的光芒一样，即便是面对同一个历史事件，从不同的视角去阐释就会显示出光怪陆离的多元线索。可见，过度强调历史的结构及其断裂性，会越来越去中心化、碎片化，最终会堕入历史相对主义。

从本雅明对历史间断性的自觉，到阿尔都塞强调结构而基本放弃了历史的连续性，到福柯解构历史的连续性和整体性，只强调碎片化的视角主义，实际上孕育了一种逐渐“激进化”或极端化的历史哲学批判思路。这种思路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凸显了不同的历史阶段或社会形态之间的间断性和异质性，但却在根本上错失了历史时间的连续性与历史进程的发展趋势这一历史科学的基本视域。说到底，他们未能把握到马克思以历史的差异性为中介去理解历史的连续性这一基本思路，也就实际上背离了“从后思索”法。

马克思揭示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自身批判”趋势，并非旨在将现代社会固化为静态结构并对其加以知性化的分析或批判，而是要在当前历史时代之总体性视域中把握特定社会形态的内在结构和内在矛盾，并立足于结构化矛盾运动的方式来向前追溯而发现其过去征兆，同时通过对矛盾结构的具体化展开的科学叙述来展望其未来趋势，从而实现一种从当下向过去和未来“双向开放”的历史时间观与方法论建构。马克思并未对资本主义社会采取结构固化甚或先验本质化的处理，而是强调它在变异的运动中、在自身的扬弃中孕育着未来的征兆。可以说，通过叙述资本主义社会自身批判所呈现的矛盾性结构、历史性流变和差异性中介，“从后思索”法既区别于强调历史同质连续性的历史目的论与历史终结论，又有别于将历史碎片化、偶然化的历史断裂论与历史相对主义，内在奠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视角。

四、结 语

“从后思索”法对于历史唯物主义来说，具有关键的方法论意义。“从后思索”法通过从“现在”向“过去”的逆向回溯性认知与从“现在”向“未来”的前瞻预见性把握，奠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科学认识论基础：它使社会结构分析聚焦于本质矛盾，使社会发展规律呈现于历史进程和实践生成，使历史的连续性与阶段性的统一性体现在现实社会对过去时代的“再生产”、对未来时代的“新生产”之中。

当今，我们面向新的时代、新的实践，更要深入发掘和激活基本理论本身内在的、没有被完全对象化或体系化的“生动思想形态”。马克思对西方文明的传统精髓和发展前沿有着深厚而内在的理解，并对之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因而在一些看似简单明了的陈述中，往往蕴含着非常复杂而精深的理论视角。不同于柏拉图以来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对同一性的绝对化推崇，对多样性、差异性的降格或宰制，马克思敏锐地自觉到特定社会历史条件对历史科学研究者自身视野的客观限定性，因而高度重视各个社会历史阶段的差异性和特殊性，充分关照诸种现实事物相对于概念秩序的不可消解的“非同一性”、无法还原的“剩余”，因而展现出从抽象到具体的思维上升与面向生动实践的经验综合相统一的开放性运动。正是在这一深层历史科学认识论意义上，“从后思索”法对于我们突破流行的实用主义、教条主义诠释路向，更为深刻、合理地面向21世纪社会主义新发展、推进历史唯物主义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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