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早期中华文明具有天下观和“一元”宇宙观、“多支一体”圈层文化结构以及“大一统”圈层政治结构，本质上趋向“一体”“一统”而又包含多种发展变化的可能性，既长期延续主流传统又开放包容，是一种超稳定的有中心圈层结构的综合文化实体，可称其为“天下文明”模式，以区别于城邦文明模式、埃及文明模式等。“天下文明”模式，连同整体思维、天人合一、仁善和合等文化基因，是中华文明跌宕起伏而仍能连续发展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根基所在。
人类历史上有过不少文明，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主要依据文献史料，将人类文明概括为希腊模式、中国模式和犹太模式。他说，“需要把犹太模式作为流散社会的代表，需要把希腊模式作为从地方国家向大一统国家过渡的典型，需要把中国模式作为一个保持着治乱交替韵律的统一国家的缩影”[1]，“希腊模式广泛适用于各文明史的早期阶段，中国模式则广泛适用于各文明史的晚后阶段”[2]。他还特别强调了“中国历史具有漫长的跨度”[3]，并认为中华文明最有前途[4]。加拿大考古学家崔格尔将考古学和文献结合起来，把西亚、希腊等地的早期国家概括为“城邦国家”（city-states），将埃及、中国这样的早期国家概括为“领土国家”（territorial states）（或译为“广幅国家”）[5]，实际是从国家角度将人类文明分成两种模式；除去犹太模式，与汤因比的观点基本相似。
汤因比和崔格尔的文明（国家）模式方案都有合理性，但也都存在问题。汤因比最主要的问题是几乎没有涉及原生文明，直接从古希腊和东周时期开始讨论；崔格尔讨论古埃及和苏美尔文明的时候出发点很早，但讲到中国则从晚商才开始。这就导致两人的结论都大打折扣。事实上，作为原生文明的早期中华文明、古西亚文明、古埃及文明，从约距今5000年形成之初就都有其特殊的文明模式[6]；希腊文明作为次生文明只是在古代西亚等原生文明基础上的继承发展，希腊模式不大可能广泛适用于各文明史的早期阶段；将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归于同一模式也并不合适。本文认为早期中华文明模式可称之为“天下文明”模式，在宇宙观、文化结构和政治结构三个方面，都体现出鲜明的特点。
一、天下观和“一元”“敬天法祖”观
“天下文明”一语出自周代文献《易·乾·文言》，或解释为“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7]，或解释为苍龙之角宿初现于东方而万物复苏，适时农耕则五谷丰登、天下光明[8]。引申到社会层面，“天下文明”可以理解为“天下无外”的“天下观”[9]，或天下一家[10]、天下大同[11]的崇高社会理想，也是一种付诸社会实践的文明模式。而无论是考古发现还是古史传说，都表明早在距今8000年前后，“天下观”或“天下文明”的社会实践活动即已萌芽。
首先，从考古发现来看，“天下观”的萌芽体现在“天圆地方”宇宙观的出现。距今8000多年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存在以装有石子的龟甲占卜的现象[12]，很可能已出现以圆圜龟背象天、以方平龟腹象地的“天圆地方”观的萌芽[13]。常与龟甲共存的骨规形器可能是握在手中观测星象的天“规”，也当为规划“天圆”的工具[14]。距今7500年前后湖南洪江高庙遗址的白陶祭器上面，有一种四角星、八角星和圆形等组合而成的复合图案，当是“天圆地方”观更清晰的表达[15]。八角星纹后来流播到长江下游、黄河下游、西辽河流域、甘青地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距今5000多年的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的“洛书玉版”，夹在一件玉龟的背甲和腹甲之间，玉版中心有八角星纹[16]，清楚体现出“天圆地方”“四方五位”“八方九宫”的宇宙观[17]。
其次，龙凤形象和“圜丘”等显示，数千年前已存在通天观念和祀天仪式。高庙、千家坪[18]等遗址白陶上大口獠牙带双翼的“飞龙”图案，托载着“飞龙”、八角星、太阳等向上飞翔的半身巨鸟形“飞凤”图案，以及龙凤旁边常见的“天梯”或“通天神庙”图案，加上高庙祭坛上实际存在的有着巨大柱洞的“排架式梯状建筑”，与燔柴举火有关的祭祀坑等，都说明高庙等遗址有过祀天仪式[19]，也理应存在通天观念和敬天信仰[20]。和高庙类似的大口獠牙的龙形象，还发现于同时期的辽宁阜新塔尺营子遗址[21]，附近的查海遗址聚落中央则有一条石块堆塑的长龙[22]。此后龙、凤或其组合形象流行于中华大地，见于距今6000多年的内蒙古敖汉旗赵宝沟和小山[23]、浙江余姚河姆渡[24]、河南濮阳西水坡[25]，以及仰韶文化半坡类型诸遗址[26]；见于距今5000多年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诸遗址[27]、凌家滩遗址[28]和良渚文化诸遗址[29]，以及辽宁凌源牛河梁等红山文化遗址，尤其在牛河梁遗址还出现明确的“圜丘”或天坛[30]；见于距今4000年前后的山西襄汾陶寺[31]、山东日照两城镇和临朐西朱封[32]、河南禹州瓦店[33]、陕西神木石峁[34]、湖北天门石家河、湖南澧县孙家岗[35]等遗址。约距今3800年进入夏代晚期，直至商周以后，考古发现的龙凤形象更多，商周时期青铜器上的所谓饕餮纹，有些就是变化了的龙形象。
如上所述，贾湖的龟甲可能象征天地，那么以龟甲进行数卜其实也就是敬天通天观念的体现。贾湖之后，龟卜习俗在黄河、长江流域长期存在。江苏邳州大墩子[36]、山东兖州王因[37]等大汶口文化早期墓葬中，有随葬龟甲以及与其共出石子、骨针、骨锥等的情况，显然是继承了贾湖的八卦数卜传统。大汶口文化晚期的章丘焦家墓葬仍有龟甲和蚌珠、石珠共存的情况[38]，滕州岗上还有内置骨锥的彩陶龟甲。至于常州新岗崧泽文化遗址[39]、河南淅川下王岗仰韶文化墓葬随葬的龟甲，也都可能与占卜有关[40]。最专业的当属凌家滩大墓的龟占器具，以玉龟代真龟、以玉签代石子[41]。与龟卜相关的，是在浙江义乌桥头遗址陶器上，发现了8000多年前的六画一组的八卦类卦画符号[42]，稍后在萧山跨湖桥遗址的器物上有六画一组的八卦类数字卦象符号[43]。江苏海安青墩遗址还发现距今5000多年的八组数字卦象符号[44]。龟卜数卜传统在商周时期仍然发展延续。
再次，以土葬“族葬”和仰身直肢葬为代表的丧葬习俗，是敬祖法祖观念的体现。土葬深埋是新石器时代以来中国各地的基本葬式，意在为逝者营造“永久居所”，仰身直肢葬式则是一种安详长眠姿态，而排列整齐的“族葬”墓地则意味着将生前社会秩序延伸到地下世界。仰身直肢葬最早出现在1万年前的北京门头沟东胡林遗址[45]，距今8000年前后在裴李岗文化、白家文化、后李文化、兴隆洼文化等黄河、西辽河流域文化广泛分布，距今7000年以后流行于中国大部分地区。河南新郑裴李岗[46]、郏县水泉[47]等遗址的墓葬分区分组、排列整齐，表明裴李岗文化已出现明确的“族葬”或“族坟墓”习俗[48]。土葬、仰身直肢葬和“族葬”习俗一直延续到近现代，充分展示出中华先民顽强的祖先崇拜传统。从距今5000多年的崧泽文化和红山文化中晚期开始，就有了在祭祀天地的土坛上面安排墓葬的做法，稍后良渚文化瑶山、反山等高等级祭坛上面也都有高等级墓葬，这些很可能是主持祭祀天地的巫觋首领墓，或有“配天”性质，而祭祀时以先祖配天是后来周人礼制的重要内容[49]。
可以看到，中国早在距今8000多年以前就已产生“天圆地方”的宇宙观，有了龙凤、天梯、龟卜八卦、圜丘所体现的敬天通天观念，土葬、仰身直肢葬和“族葬”所体现的敬祖法祖观念。这当中敬天是根本，杰出祖先因与“天”的联系才体现出神圣性[50]。并且“敬天法祖”观念是史前时期中华各地先民的共识，可以说当时已出现“一元”的宇宙观、伦理观和历史观[51]。这种一天一地、天圆地方的“一元”整体性宇宙观，可能与中国相对独立的自然环境有关，自然蕴含着“天下观”，与古西亚、古埃及多神“多元”宇宙观有本质区别；中国的“入土为安”族葬习俗和敬祖观念，也和西亚等地新石器时代常见的居室葬、火葬、天葬，以及土葬时流行的屈肢葬习俗有较大区别。传说中伏羲“王天下”[52]并发明八卦，也可证敬天通天观和“天下观”确有密切关系。此外，与“天圆地方”“敬天法祖”宇宙观、伦理观、历史观密切联系的，还有整体思维、天人合一、诚信仁爱、和合大同等文化基因[53]。
二、“多支一体”圈层文化结构
中华文明指的是中华民族所拥有的进入国家阶段的包含物质、精神和制度创造的综合文化实体，并非政治意义上的“国家”或者“文明社会”。正因为是一个综合文化实体，是“一体”，就会有“多支”，就像人有身体四肢、树有树干枝叶。中国地域广大、环境多样，史前考古学文化面貌多样“多支”自在情理之中。但这些考古学文化或者文化系统并非独立存在，而是彼此交融联系成一个文化共同体，张光直称之为“中国相互作用圈”[54]，严文明称之为“重瓣花朵式格局”[55]，我们也可称之为“早期中国文化圈”或者“文化上早期中国”。“早期中国文化圈”的范围基本等于早期中华文明这个综合文化实体的空间范围。
距今8000年左右，中原地区裴李岗文化和周围地区发生全方位交流，其影响西至渭河－汉水上游地区，北达冀南，东至淮河中游，南抵三峡地区，在其纽带作用下，中国大部地区文化初步交融形成“一体”格局，有了雏形的“早期中国文化圈”，或者“文化上早期中国”的萌芽[56]。约距今6100年，渭河流域兴起仰韶文化史家类型，随后晋陕豫交界地带兴起仰韶文化东庄类型，其黑彩带、花瓣纹和豆荚纹彩、多人二次葬等典型因素扩展到内蒙古中南部、豫中南、海岱等地；同时以长江中下游为主体的文化圈，也将其圈足盘、白陶、折角形璜和钺等元素交流到西至晋陕[57]、北到海岱[58]、东抵台湾[59]、南达珠江三角洲[60]的广大地区。距今6000年以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从晋陕豫交界地带向周围强力影响，东达海岱、江淮，东北至西辽河流域，北至内蒙古中南部甚至蒙古国南部，西至甘青和四川西北部，南达江湘，涵盖了现代中国的大部地区。汉藏语系应该就是在庙底沟类型对外影响交融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61]。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大部地区文化正式交融形成以黄河中游地区为中心的三层次的“一体”格局，意味着最早的“早期中国文化圈”或者“文化上早期中国”正式形成[62]。西方自前陶新石器时代开始，随着农业从西亚向周围地区的传播扩散，初步形成地中海文化圈，但不存在有中心的圈层文化结构；距今6000多年由于欧贝德文化扩张形成的早期两河文化圈同样如此；受西亚影响形成的埃及、爱琴海、东南欧、伊朗、中亚南部、印度河流域文化圈也都彼此分散，和范围广大的有中心圈层结构的“早期中国文化圈”有很大差别。
约距今5000年后，已经形成的“早期中国文化圈”继续发展壮大，最明显的就是马家窑文化的扩展。马家窑文化是仰韶文化的继承发展，它形成后向西扩展至河西走廊东部，向西南拓展至青海中部甚至踏上青藏高原东南部[63]，向南下到成都平原成为后来三星堆文化的前身[64]，继续向南则奠定了后世云南文化的基础。到距今4000年左右夏朝建立的时候，“早期中国文化圈”的范围西到新疆[65]，西南到西藏、云南，南至两广，东南至包括台湾在内的沿海地区，东达山东半岛，东北到黑龙江地区，北部涵盖整个内蒙古中南部甚至更远，远大于秦汉以来绝大部分政治王朝的疆域，和清代鸦片战争前的疆域或现在的中国疆域比较接近。到约距今3500年的早商时期，“早期中国文化圈”已有四个圈层，彩陶文化已扩展至天山南北广大地区[66]，新疆大部地区已成为“早期中国文化圈”的重要组成部分。
“多支一体”文化结构是多样性和统一性的辩证统一，统一性是中华文明连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多样性蕴藏着多种发展变化的可能性，由此中华文明才能充满活力并得到持续发展。
三、“大一统”圈层政治结构
中华文明有着漫长的起源过程，不过正式形成文明社会须得进入国家阶段之后，跨区域“大一统”政治格局的形成年代更晚。
距今8000多年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原创思想爆发期，在贾湖等较大遗址出现少数随葬较多特殊器物的成年男性大墓，已经迈开了中华文明起源的第一步[67]。距今6000年后晋陕豫交界地带出现数十万甚至超百万平方米的中心聚落，有了数百平方米的宫殿式建筑[68]。江淮地区凌家滩遗址仅一座墓葬随葬玉器就达200件[69]，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出现牛河梁大型祭祀中心[70]，江汉地区的油子岭文化出现城址和轮制黑陶。这都表明当时社会复杂化程度加剧，迈开了中华文明起源的第二步[71]。大约距今5100年中华大地上终于形成若干区域性早期国家，标志着中华文明正式形成，以太湖南岸的良渚和黄土高原的南佐两个都邑聚落为代表。两个聚落总面积都超过600万平方米，仅核心区就都在30万平方米左右，还有大型宫殿、豪华墓葬和玉器、美陶等[72]，都邑的建设工程可能需要数千人工作多年，意味着强有力“王权”的出现。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屈家岭文化等也都出现大型祭祀中心、大城、大墓和高规格手工业产品，也已经进入或者即将进入早期国家社会的门槛。只是这个时期的区域性早期国家还互不统属，处于“古国”文明阶段[73]。
距今4700多年以后，陕北地区遗址急剧增多，并出现了很多防御性能突出的石城，类似的石城还向东从内蒙古中南部一直延伸到张家口地区，同时在陕北庙底沟二期阶段文化的强烈影响下，以东地区文化发生突变，这很可能是以陕北人群为胜利方的大规模战争事件的结果，对应轩辕黄帝打败蚩尤部族的“涿鹿之战”[74]。至少黄河流域应当已经有了跨区域“一统”国家的萌芽，稍后在这一区域还出现陶寺都邑和更晚的石峁石城等。约距今4000年长江中游地区的石家河文化基本被中原龙山文化替代，诸多古城被毁，特殊祭祀习俗基本消失，新出源自黄河流域的玉器。这场巨变很可能是黄河流域人群对长江中游地区军事征伐的结果，对应“禹征三苗”事件[75]，随即具有初步“大一统”性质的夏王朝建立，进入“王国”文明时代[76]。此后进入二里头时代或夏朝晚期，直至商周时期，早期的“大一统”政治中国格局延续发展。
按照《尚书·禹贡》等记载，夏朝初年夏禹划分“九州”，又对“九州”之地实行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五服”制，也就是实行王位世袭和土地国有制度，将势力所及划分为由近及远的圈层结构的五服，按照远近亲疏纳贡履职。这种圈层结构的“五服”制规定了王都的中心地位和各地与中央王朝的关系，不仅是一种理想的政治地理模型，也可能与“九州”一样[77]，大致符合当时政治格局的实际[78]。可与此印证的，是考古学上夏商时期的“早期中国文化圈”也可至少分为四个圈层。夏代的“五服”制在周代得到继承发展，其渊源则可追溯到6000年前最初“早期中国文化圈”的三层次结构。
中华文明这种圈层政治格局，与古埃及文明、古西亚文明和波斯帝国、罗马帝国等的“行省”类政治格局有较大差别。“五服”制是根据中心影响力大小自然形成的政治格局，主要通过各地对中央王朝的文化政治认同和礼制，来实现空间上内紧外松的统治，因此央地关系比较平和，是中华文明和平性的重要体现[79]。而“行省”类政治格局通过军事征服手段形成，主要依靠中央集权下的暴力和法律手段实行统治，央地关系相对紧张。
四、结语
总结起来看，中华文明在距今8000多年前的起源阶段就已诞生“一元”的“天圆地方”宇宙观、“敬天法祖”伦理观和历史观、“天下无外”天下观，约距今6000年和4000年先后形成“多支一体”的圈层文化格局和“大一统”圈层政治格局，并且“一元”宇宙观、伦理观和历史观是中华文明能够文化上融为“一体”、政治上结为“一统”，并且“分裂时向往统一、统一时维护统一”的根源所在。仅以交往交流交融难以完全解释中华文明的“一体”“一统”的问题，因为世界上绝大部分地区都存在人群文化间的交往交流交融。
早期中华文明的“一元”宇宙观和“多支一体一统”结构独一无二，和文献记载的夏商周时期圈层结构的畿服制“天下”格局吻合，与此相适应的社会秩序为多支文化多个族群共在的天下秩序，可称之为“天下文明”模式，以有别于城邦文明模式、埃及文明模式等。“城邦文明”多神“多元”、各城邦各为其主，缺乏稳定中心和圈层结构，从根源上讲不是一种可以自然趋于“一体”或“一统”的文明模式，只能通过军事征服建立“帝国文明”，但“帝国文明”由于缺乏深层的统一基础而容易崩溃。“埃及文明”是“一体”或“一统”程度较高的文明模式，但因缺乏分支文化系统而少了许多变通而长存的可能性。只有“一元多支一体一统”的中华文明，本质上趋向“一体”“一统”而又包含多种发展变化的可能性，既长期延续主流传统又开放包容，是一种超稳定的有中心圈层结构的综合文化实体[80]。“天下文明”模式，连同整体思维、天人合一、仁善和合等文化基因，是中华文明跌宕起伏而仍能连续发展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根基所在。
注释：
[1][英]阿诺德·汤因比著，刘北成、郭小凌译《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8页。
[2]前揭[英]阿诺德·汤因比著，刘北成、郭小凌译《历史研究》，第39页。
[3]前揭[英]阿诺德·汤因比著，刘北成、郭小凌译《历史研究》，第37页。
[4][英]阿诺德·汤恩比著，梅寅生译《半个世界——中日历史与文化》，新竹：枫城出版社，1979年，第15页；[日]池田大作、[英]阿诺德·汤因比著，荀春生、朱继征、陈国梁译《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第284页。
[5][加拿大]布鲁斯·G.崔格尔著，徐坚译《理解早期文明：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69页。
[6]韩建业《早期中华与西亚、埃及文明化进程比较》，《历史研究》2024年第6期。
[7]（三国）王弼注，（唐）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卷一《易·乾·文言》称“见龙在田，天下文明”，载（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16页。
[8]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284页。
[9]赵汀阳认为，“天下”概念期望一个以整个世界为政治单位的共在秩序，奉行“天下无外”原则，取消了外人和敌人的概念。赵汀阳《天下的当代性：世界秩序的实践与想象》，中信出版社，2016年，第2-4页。
[10]（东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二一《礼记·礼运》：“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载前揭《十三经注疏》，第1422页。
[11]前揭（东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二一《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第1414页。
[12]宋会群、张居中《龟象与数卜：从贾湖遗址的“龟腹石子”论象数思维的源流》，《大易集述：第三届海峡两岸周易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巴蜀书社，1998年，第11-18页。
[13]在《列子·汤问》《淮南子·览冥训》等当中，有女娲“断鳌足以立四极”的记载；在《雒书》中有灵龟“上隆法天，下平法地”的记载，参（唐）徐坚等《初学记》“鳞介部·龟第十一引”，中华书局，2004年。
[14]姬英明提出，贾湖骨规形器、骨板分别为古人观测星象的“规”“矩”，认为能够对应《周易·系辞下》“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的记载。参王楠、胡安华《印证神话传说：贾湖遗址发现骨制“规矩”》，《中国城市报》2019年7月22日第13版。
[15]贺刚《湘西史前遗存与中国古史传说》，岳麓书社，2013年，第342-345页；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洪江高庙》，科学出版社，2022年，第288-292页。
[16]陈久金、张敬国《含山出土玉片图形试考》，《文物》1989年第4期；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凌家滩——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之一》，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46-49页。
[17]前揭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第370-394页。
[18]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凤舞潇湘——桂阳千家坪出土陶器》，故宫出版社，2020年。
[19]（东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八《周礼·春官·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实柴祀日、月、星、辰。”前揭《十三经注疏》，第757页；（东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仪礼注疏》卷二七《仪礼·觐礼》：“祭天，燔柴。”前揭《十三经注疏》，第1094页。
[20]韩建业《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祀天遗存和敬天观念——以高庙、牛河梁、凌家滩遗址为中心》，《江汉考古》2021年第6期。
[21]滕铭予、吉迪、苏军强等《2015年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塔尺营子遗址试掘报告》，《边疆考古研究》（第25辑），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1-52页。
[22]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查海——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2年。
[23]赵宝沟、小山等遗址陶尊上刻画有龙凤组合图案。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小山遗址》，《考古》1987年第6期；敖汉旗博物馆《敖汉旗南台地赵宝沟文化遗址调查》，《内蒙古文物考古》1991年第1期。
[24]河姆渡遗址的陶盆、象牙器和骨器上，刻有双凤托载神化祖先、双凤托载“神禾”“双凤载日”等图像。参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47、285页。
[25]西水坡遗址有伴葬蚌塑龙虎的特殊墓葬。参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濮阳市文物保护管理所《濮阳西水坡》，中州古籍出版社、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112-118页。
[26]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鱼纹有可能就是当时人心目中的龙形象，有些正面的鱼纹还有大口獠牙，和高庙龙纹类似。
[27]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鸟纹有可能就是当时人心中的凤形象。
[28]凌家滩遗址胸部有八角星纹的玉“鹰”，两翅各有一个兽头，可以解读为飞凤托举八角星和龙的图像。
[29]良渚文化玉器上的神徽一般称“神人兽面纹”，其实当为“神人乘龙纹”，良渚文化还有单独的龙、凤形象。
[30]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1983-2003年度）》附图一，文物出版社，2012年；冯时《红山文化三环石坛的天文学研究——兼论中国最早的圜丘与方丘》，《北方文物》1993年第1期。
[31]陶寺大墓出土彩绘蟠龙纹陶盘、龙面玉牌饰等，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临汾市文物局《襄汾陶寺——1978-1985年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5年，第614-618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陶寺城址发现陶寺文化中期墓葬》，《考古》2003年第9期。
[32]两城镇遗址出土龙面纹玉圭，西朱封大墓随葬龙面形玉笄头。参刘敦愿《记两城镇遗址发现的两件石器》，《考古》1972年第4期；刘敦愿《有关日照两城镇玉坑玉器的资料》，《考古》1988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山东临朐山旺古生物化石博物馆《临朐西朱封——山东龙山文化墓葬的发掘与研究》，文物出版社，2018年，第174页。
[33]瓦店遗址出土玉凤鸟，参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禹州瓦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4年，第131页。
[34]石峁遗址有龙形石雕、龙面石雕和凤、龙凤图案玉器。参孙周勇、邵晶《石峁遗址皇城台大台基出土石雕研究》，《考古与文物》2020年第4期。
[35]江汉两湖地区出土肖家屋脊文化龙面玉器、双凤载神人飞升玉器、玉盘龙、玉凤等。参湖北省荆州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肖家屋脊》，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314-338页；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石家河遗址2015年发掘的主要收获》，《江汉考古》2016年第1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天门市博物馆《石家河遗珍——谭家岭出土玉器精粹》，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1、52、59页；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文物管理处《澧县孙家岗新石器时代墓群发掘简报》，《文物》2000年第2期；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博物馆《湖南澧县孙家岗遗址墓地2016-2018年发掘简报》，《考古》2020年第6期。
[36]南京博物院《江苏邳县刘林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学报》1965年第2期。
[37]王树明《大汶口文化墓葬中龟甲用途的推测》，《中原文物》1991年第2期。
[38]山东大学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济南市章丘区城子崖遗址博物馆《济南市章丘区焦家遗址2016-2017年大型墓葬发掘简报》，《考古》2019年第12期。
[39]常州市博物馆《常州新岗——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63页。
[40]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考古队河南分队《淅川下王岗》，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24-27页。
[41]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含山县凌家滩遗址第五次发掘的新发现》，《考古》2008年第3期。
[42]《浙江义乌桥头新石器时代遗址》，《2019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20年，第23-27页。
[43]王长丰、张居中、蒋乐平《浙江跨湖桥遗址所出刻划符号试析》，《东南文化》2008年第1期。
[44]南京博物院《江苏海安青墩遗址》，《考古学报》1983年第2期。
[45]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大学考古学研究中心、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市门头沟区东胡林史前遗址》，《考古》2006年第7期。
[4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1979年裴李岗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4年第1期。
[4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河南郏县水泉裴李岗文化遗址》，《考古学报》1995年第1期。
[48]（东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一〇《周礼·地官·司徒》：“二曰族坟墓。”郑玄注：“族犹类也。同宗者，生相近，死相迫。”载前揭《十三经注疏》，第706页。
[49]先秦文献多见周人以始祖后稷配天的记载。如《诗经·周颂·清庙之什·思文》：“思文后稷，克配彼天”，载（西汉）毛亨传，（东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一九，载前揭《十三经注疏》，第590页；《逸周书·作雒解》：周公“乃设丘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日月星辰，先王皆与食”。载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533页。殷墟甲骨文记载商先王“宾于帝”，即配于帝或配天，参胡厚宣《殷卜辞中的上帝和王帝(下)》，《历史研究》1959年第10期。可见商周都有类似的“敬天法祖”观念。
[50]赵汀阳指出，中华文明形成其“完形性”，须具备万民有共享的历史、共享的精神资源等条件，以祖“配天”的天下格局使中国成为一个具有神性的存在，成为一个信仰，否则中国大地上的万民就不可能凝聚为中国之民，中国大地就不可能成为中国。赵汀阳《惠此中国——作为一个神性概念的中国》，中信出版社，2016年，第9-17页。
[51]“元”本意为人首，引申为本原。参见（三国）王弼注，（唐）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卷一《周易·乾·彖》：“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前揭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7页。（东晋）郭璞注，（北宋）邢昺疏《尔雅注疏》卷一《尔雅·释诂第一》：“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权舆，始也。”前揭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8页。（东汉）许慎撰，臧克和、王平校订《说文解字新订》卷一《说文·一部》：“元，始也。”中华书局，2002年，第1页。
[52]（三国）王弼注，（唐）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卷八，《周易·系辞下》：“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载前揭《十三经注疏》，第86页。
[53]韩建业《从考古发现看八千年以来早期中国的文化基因》，《光明日报》2020年11月4日第11版。
[54]张光直《中国相互作用圈与文明的形成》，《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1-23页。
[55]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文物》1987年第3期。
[56]韩建业《裴李岗文化的迁徙影响与早期中国文化圈的雏形》，《中原文物》2009年第2期。
[57]汤家岗文化的印纹白陶因素，见于陕西临潼零口、山西侯马褚村等仰韶文化零口类型，以及陕西南郑龙岗寺等仰韶文化半坡类型遗存当中；长江下游的折角形璜和钺等，也交流到龙岗寺等遗址。参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侯马褚村遗址试掘简报》，《文物季刊》1993年第2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龙岗寺——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18、25、97-101、158页。
[58]淮河下游和长江下游地区的石钺等因素，北上进入海岱地区，促成了大汶口文化的形成。参韩建业《龙虬庄文化的北上与大汶口文化的形成》，《江汉考古》2011年第1期。
[59]P. Bellwood. Man’s Conquest of Pacific: The Pre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and Oceania. Auckland: Collins, 1979；张光直《中国东南海岸考古与南岛语族起源问题》，《南方民族考古》第一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12页。
[60]咸头岭文化的白陶圈足盘当源自高庙文化、汤家岗文化等。参深圳市文物考古鉴定所《深圳咸头岭——2006年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3年；区家发《浅谈长江中下游诸原始文化向广东地区的传播与消亡》，《岭南古越族文化论文集》，香港市政局，1993年，第24-33页；贺刚、陈利文《高庙文化及其对外传播与影响》，《南方文物》2007年第2期。
[61]有研究认为原始汉藏语形成的最早年代在距今约5900年前，地点可能在中国北方。这与庙底沟类型的扩张和庙底沟时代早期中国的形成在时空上都正相吻合，M. Zhang, S. Yan, W. Pan, et al. Phylogenetic evidence for Sino-Tibetan origin in northern China in the Late Neolithic, Nature 569(7754), 2019:112-115.。
[62]韩建业《庙底沟时代与“早期中国”》，《考古》2012年第3期。
[63]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昌都卡若》，文物出版社，1985年。
[64]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德阳市博物馆、什邡市博物馆《四川什邡桂圆桥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13年第9期。
[65]4000年前马家窑文化彩陶已经通过河西走廊到达新疆哈密地区，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等《新疆哈密天山北路墓地》，科学出版社，2024年。
[66]刘学堂《丝路彩陶·天山卷》，三秦出版社，2022年。
[67]韩建业《裴李岗时代与中国文明起源》，《江汉考古》2021年第1期。
[68]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南灵宝西坡遗址105号仰韶文化房址》，《文物》2003年第8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南灵宝市西坡遗址发现一座仰韶文化中期特大房址》，《考古》2005年第3期。
[69]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含山县凌家滩遗址第五次发掘的新发现》，《考古》2008年第3期。
[70]前揭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1983-2003年度）》，第469-479页。
[71]韩建业《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2年第4期。
[72]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西北工业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等《甘肃庆阳市南佐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2023年第7期；韩建业、张小宁、李小龙《南佐遗址初识——黄土高原地区早期国家的出现》，《文物》2024年第1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古城综合研究报告》，文物出版社，2019年；刘斌、王宁远、陈明辉等《良渚：神王之国》，《中国文化遗产》2017年第3期。
[73]苏秉琦最早将辽西地区古代国家社会演进分为古国-方国-帝国三个阶段，参苏秉琦《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兼谈当前田野考古工作的重点或大课题》，《文物》1986年第8期。
[74]韩建业《中国北方早期石城兴起的历史背景——涿鹿之战再探索》，《考古与文物》2022年第2期。
[75]韩建业《龙山时代的文化巨变和传说时代的部族战争》，《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
[76]严文明着眼于全国，最早将苏秉琦提出的中国国家发展进程修正为古国—王国—帝国三个阶段。参严文明《黄河流域文明的发祥与发展》，《华夏考古》1997年第1期。
[77]根据考古发现，《禹贡》“九州”和夏代初年的疆域基本吻合。参李民《〈禹贡〉与夏史》，《尚书与古史研究》（增订本），中州书画社，1981年，第45-64页；邵望平《〈禹贡〉“九州”的考古学研究》，《考古学文化论集》（二），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11-30页；朱渊清《禹画九州论》，《古代文明》（第5卷），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55-70页；韩建业《从考古发现看夏朝初年的疆域》，《中华读书报》2021年6月30日第13版。
[78]《禹贡》记载“五服”各500里，从中心点到各边都是2500里，有人推算可能约合现在的600多千米。参徐凤先《中国文明早期对于大范围地理距离的认知》，《中原文化研究》2017年第1期。如果从夏初王朝中心（假设为陶寺遗址）出发向四周各延伸600多千米，那么基本就涵盖了“九州”的大部分范围。可见“五服”和“九州”可能大致对应。
[79]韩建业《和平性植根于中华文明深处》，《人民日报》2023年8月14日第9版。
[80]严文明说，“中国古代文化的整体结构也便是一种向心结构。它是一种超稳定结构。是中国文明得以连续不断发展的根本原因”。严文明《东方文明的摇篮》，氏著《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72页。
作者：韩建业（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原文刊于：《故宫博物院院刊》 2025年 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