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体论作为“第一哲学”，其意义不仅在于对实在的描述，更体现在其指导人生实践的深远影响。镜子与功夫这两种视角展现了本体论的双重“第一性”：前者以客观认知为目标，追求对存在的基础性刻画；后者则以生活实践为导向，强调哲学观念如何引领人生的方向与境界的提升。功夫视角的优势在于其对实践的根本关怀，揭示了形上学如何超越抽象理论，为人类生活提供精神动力与实践框架。
两种视角：镜子与功夫
形上学，尤其是其本体论部分，长期被看作“第一哲学”，因为它探讨的是终极实在，是所有哲学观念和其他学科的基础。近代以来西方哲学界广泛质疑形上学的第一性，呈现出从前现代的形上体系建构走向解构，并走向以实践或生活本身为原初出发点的趋向。有意思的是，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主流却依然将本体论奉作“第一哲学”，本体论的建构在当代中国哲学圈长盛不衰。
许多学者强调，中国传统哲学中所谓的“本体”与西方哲学中被翻译为“本体论”的“ontology”不同。但两者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是对最基本的存有或实在世界的理解。在这个意义上，它们都属于形上学，都意味着是关于“最终实在”的学问。
中西哲学传统对“本体”或“最终实在”的理解在总体倾向上的不同，与它们各自在思维方式上的特点密切相关。西方传统习惯于概念思维，中国传统侧重于整体直观和内在体验。对“本体”究竟是什么的观点，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人们探讨这类问题时所采取的思维方式。
中西方哲学之间除了观点和思维方式存在差异之外，还有一个“视角”层面的问题需要分析。对同一个本体论的观点或同一个思维方式，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得出不同的评价。人们常常提到，西方传统的总体视角倾向是“求知”，希望像“镜子”一样反映客观实在；中国传统的总体视角倾向是“求道”，希望寻找改善人生的途径。需要说明的是，这些观察并不意味着“本质主义”或“归原主义”，而是基于历史事实的总体概括。它不排除例外，也不意味着一种文化传统里只有一个视角、一种思维方式、一种观点，而是发现从相对稳定的历史土壤中生长出来的体现在语言、文化习惯和生活方式中的某种特征。
作为方法论的功夫视角
上述总结归纳是否准确，当然值得讨论。这是属于哲学史的课题。但是，这一归纳中提炼出来的两种视角同时也可以成为哲学本身的方法论建构课题。如何去概括上述不同的取向，不仅关系到对这些取向的理解是否准确和清晰，也关系到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方法论是否完善。
美国当代哲学家罗蒂以“自然之镜”的比喻，很好地概括了西方传统哲学的那种以寻求客观知识为目的的视角特征。鉴于近现代哲学对真理认知的解构，罗蒂认为哲学应放弃其作为“自然之镜”的梦想，让语言像“杠杆”一样服务于现实的生活。
美国当代哲学家理查德·罗蒂
“杠杆”的比喻很恰切地表达了罗蒂的实用主义取向，这种取向也确实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特征有相当程度的重合。李泽厚就把中国哲学的视角取向称作“实用理性”。但相比之下，我觉得宋明儒常用的“工夫/功夫”一词比“实用”更能准确地表达中国传统哲学的特征，也更有潜力成为一个较完善的方法论视角。“功夫/工夫”的概念包含了多层含义，从指花在某件事上的时间和精力（工夫），到为完成某事所需的能力或技艺（功力）、做事的正确或有效的方式方法（功法），以及上述人工、功力、功法所导致的效果（功效），“功夫”一词成了一个包含以上四维含义的概念簇的总称，大致可以理解为“生活的艺术”。“实用”一词及与之相应的“杠杆”之喻凸显了实践操作活动（工夫）和实际效用（功效），但不容易带出其他两个极为重要的层面，即“功法”与“功力”。更重要的是，作为人生的“艺术”，功夫概念下的“功效”能包含非实用性的道德和审美价值。
由此而回观“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关注是求道”的说法，也可以发现“功夫”一词能帮助我们避免对“道”的抽象化和简单化理解。“道”字显然凸显了生活的方式或“功法”，但也因此容易使人忽视运用功法的主体需要通过实践或修炼（工夫）来发展能力和技艺（功力），以达到某种效果或理想（功效）。
虽然从概念上区分上述两个视角并不困难，但在实践中，镜子式的求知与功夫的追求是互相纠缠的，有时融为一体，有时又相互转化。可以说求知和功夫就好比阴阳统一体的两个不同方面。当我们说中国哲学的总体倾向是“功夫”视角，西方哲学的总体倾向是“镜子”视角时，是从其总体取向来看，并不否定中国传统中有求知视角。同样，西方哲学也不完全是镜子视角。在西方哲学的源头上，哲学曾经是“精神的修炼”，是“生活的方式”。但由于其精神修炼恰恰主要是通过对知识的镜子式追求来实现的，在哲学越来越把理论思辨作为自己的特点，把求知作为其自身的目标的同时，这个系统表现出了一种“理性的自恋”，造成了功夫视角在西方哲学中的长期隐匿不显。
但是早在近代的晨曦中，西方就已经出现了培根“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开始了阿伦特所谓的“沉思生活”和“行动生活”的逆转。不仅有许多西方哲学家试图改变世界，而且那些意在解释世界的哲学观念客观上也起着改变世界的作用。只是相比之下，中国哲学传统更显示了对功夫视角的自觉。
功夫视角下的儒家本体论建构
中国哲学传统在功夫视角上的自觉，突出地显示在儒家形上理论的构建当中。儒家传统中形上学意味最浓厚的几部著作都显示了这个特点。
当作纯客观的描述，《易传》中的命题“天行健，地势坤”显然并不全面。天道有生生不息，也有冬眠热寂；地势有载物的厚生之德，也有毁灭众生的冷酷无情。突出“天行”之“健”和“地势”之“坤”，是以此赋予“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的德行某种超越的合理性。
《中庸》所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也并不是简单的观察描述。宇宙中万物相生并育，也相克相害。突出并育并行也显然是在天道的层面为“和而不同”的理念筑基。
从客观认知来看，“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中庸》）似乎将命中带来的倾向性都视为应“率”之“性”。但作者巧妙地说明，“率性”并非放任自流，而是“择善固执”。程颐和朱熹说《中庸》乃是传授儒家“心法”之作，透露出《中庸》里的形上学论述归根结底是人生的功法指导。
从单纯求知的角度而言，《孟子》对“性善”的论证有许多可质疑之处，但从功夫角度看，这一理论为儒家的价值观提供了“天命”的基础，使人找到一种善的自我认同，由此提升到“即凡而圣”的境界。
从镜子视角看，荀子的性恶论与孟子的性善论相矛盾，但从功夫视角看，孟子是正面鼓励人们以善心为根本的自我认同，荀子则指出人性中的弱点，帮助人避免向坏的方向滑落。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确立不同的“立人”功法。
宋明儒学以心性之学的张显为其鲜明特征，但张载的名句“为天地立心”直截了当地透露出通过建构心性本体论来推广价值观的自觉。理学与心学之辩，集中表现为程朱的“性即是理”和陆王的“心即是理”的对立。这表面上是事实判断的不同，但学界在阐述两者的区别时，不约而同地指向它们不同的功法导向，如“横向他律”和“纵向自律”、“渐悟”和“顿悟”的区别等。
当代新儒家的本体论建构也多是为“功夫”取向所主导。这一思潮的奠基者熊十力以王船山的“尊生以箴寂灭，明有以反空无，主动以起颓废，率性以一情欲”概括自己的哲学。存有世界本身也有“死”“无”“静”“伪（人为）”，“尊生、彰有、健动、率性”明显是对事实的有价值取向的选择。
当代新儒家称心性之学为“中国学术思想之核心”。他们的主要目的与其说是要维护一个形上学的真理，不如说是通过确立心性之学来纠西人对中华文化之偏见、立国人之自信。其他儒学家如陈来、安乐哲等人的本体论建构也显示出“杠杆”的特点。他们的建构更多的是一种试图达到某种功效的功法，而不是简单的对实在的描述。这些理论建构必须放在它们所欲应对的种种问题的背景下，将其作为功夫推荐，才能得到恰当的理解。
两种视角下的本体论“第一性”
从上述两种取向去看本体论观念，会得出非常不同的结论。从镜子视角去看本体论的观念，是把它当作对实在的客观描述，其评价标准是命题的“真值”。它的“第一性”在于指向的对象是其他实有的基础。
镜子视角自然会牵涉到如何确定形上命题的真假的认识论问题。近代以来否定形上学的浪潮，正是深入思考上述问题的一个结果。因为形上学的命题在认识论中难以被经验所证实或证伪，也无法从自明的逻辑定理中推导出来，所以一度被逻辑实证主义看作无意义的伪命题。西方哲学在探讨这个第一性的过程中，先后出现了认识论转向、现象学转向、解释学转向和语言学转向，经历了被否定与重建和转化的复杂历程。
功夫的取向则是以改善生活为目的。它评价一个哲学观念的标准是看它会把人生导向何处，因此一个命题的真假本身并不是决定其价值的标准，如何确定其真假也就不构成其核心的关注。套用胡塞尔的术语来举例：“圆的方”作为“意向性的对象”是一种不可能的存在，但作为“意向性的内容”，它可以是头脑中真实发生的念头，对生活产生实际的影响。本体论的观念是对世界、对人生的最根本的看法，所以能在根本上决定人的生活取向。这就是我在其他地方提到的“作为境界和功法的形上学”。这里的第一性与前述镜子视角下的第一性不同，就好像一个学生在班里学习成绩排第一和身高排第一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一样。
近代西方出现的第一哲学的“美学转向”和“实践哲学转向”，背后就是这种视角的转向——从对实在的认知转向为对感性生活（美）的追求。美学和实践哲学的第一性地位不在于它们反映了实在世界的基础，而在于它们对构建美好生活的基础意义。在这种功夫视角下重新得到重视的本体论，其第一性在于通过思考本有而在根本上确立人生的意义，指导人生的方向，通过“本体论的承诺”让功夫的实践和发展有一个坚实的基础、值得向往的方向和广阔的提升空间。
在功夫视角下，不同的本体论观念代表了不同的功法和境界，但这并不意味着“抹平”它们在镜子视角下的区别。引入功夫视角也不意味着“消解”本体论观念的超越性。其实担心功法视角会消解本体论观念的超拔性，本身就是从功夫视角提出的问题，因为它担心使人失去精神支柱。功夫视角突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尽管在镜子视角下这些超越观念受到种种挑战，但只有认识到超越观念对超拔人生的意义才能找到走出困境的途径。
功夫的“吊诡”
功夫视角在实际运用中会展露出某种“吊诡”的特性。不难发现，哲学家们通常并不直截了当地告诉读者他们是在镜子视角还是功夫视角的意义上表达其本体论观点；不仅如此，他们甚至常常以描述事实的方式来行其功夫的目的，以达到其所期待的功效。
这种做法不难理解。打个比方，一个人在上坟祭祖的时候，如果相信死去了的祖先之灵就在面前，当然就很容易做到虔诚祭拜祷告。如果他告诉自己面前只是一个土堆、一块石碑，并无什么祖先之灵，他要做到虔诚地祭拜祷告就困难得多。孔子提示我们，这时候我们并不一定要对抗自己的理性而盲目相信神灵。我们可以“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这种我称之为“如在主义”的精神性不依赖于能够理性证明鬼神的“在”。它本质上是献祭者的自我建构方法。
需要强调的是，“如在主义”并非单纯的虚构，更不是一种自欺。它是一种具有深刻心理和社会效应的实践，通过行动进入一种特定的精神状态，使某种价值或意义得以在实践中真实显现。
这说明不能笼统地说没有了本体的理论观念，就无法有功夫实践。如果一个人需要从哲学上先证明有他人的存在，才可以与他人开展交流，那么他恐怕永远也没法进入实际的交流；如果需要先证本体，才能孝父母、敬天地，那么绝大多数人就被排斥在了孝敬实践之外。显然，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并不依赖本体论的观念作为理据，境界的提升也是这样。一个人可以通过形上学的观念提升境界，但也可以通过音乐、诗歌、绘画、书法来提升境界。
当然，不提升到身心性命、天地宇宙的层次，不“立乎其大者”，功夫难免涣散支离。从这个意义上，功夫又需要形上学。在今天这个因“清醒”而失魅的世界，人们需要更进一步扬弃作为“迷梦”的形上学，进入自觉地以“承诺”的形上学来自我定位、自我立法、规范人生的阶段。
对需要靠信仰外在权威来确立主体精神性的人来说，“如在”的功法确实有“去魅”的作用，因为只要外在的权威有可能不存在，他的信仰就没有了确定性和稳定性。所以我们才说“如在”是一种“为自我立法”的高层次功法，需要有相当的成熟度才能恰当运用。需要指出的是，任何真理都可能被曲解，任何功法也都可能被误用，甚至被当作工具去愚弄人，推行不义。但镜子视角下的确定性与功夫效应上的确定性是两回事。不能因为有人用语言说谎，就停止讲话；同样道理，防止形式化和被利用的方式不是放弃“如在主义”本身，更不是归罪于“如在主义”。
结语
本体论作为“第一哲学”，其意义不仅在于对实在的描述，更体现在其指导人生实践的深远影响。镜子与功夫这两种视角展现了本体论的双重“第一性”：前者以客观认知为目标，追求对存在的基础性刻画；后者则以生活实践为导向，强调哲学观念如何引领人生的方向与境界的提升。功夫视角的优势在于其对实践的根本关怀，揭示了形上学如何超越抽象理论，为人类生活提供精神动力与实践框架。当代哲学在拒斥形上学的同时，又显现出形上学问题的不断回归，这既是对生活本质的追问，也是对精神实践的重新定位。
倪培民，美国格兰谷州立大学哲学系教授
摘自：《船山学刊》2025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