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马克思的世界观革命变革了把世界理解为思辨的观念之产物的世界观，创建了以实践论为基础、具有唯物主义底色的反思资本逻辑的现代世界观。马克思主义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历史面貌，为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展开中国式现代化探索及其建设提供了科学世界观指导。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思想内涵不断得到丰富，形成了以“革命”“建设”“改革”为底蕴的，具有丰富思想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的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从而初步构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新时代新征程，揭示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的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的思想内涵及其辩证关系，揭示其所蕴含的方法论原则，在重大现实问题的破解中丰富其思想内涵，必将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思想智慧。

关键词：世界观；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中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1]这一重大论断是基于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的深刻把握所得出的科学认知。中国式现代化中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以下简称“六观”）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我们有必要对作为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六观”之首、具有“管总”作用的“世界观”进行深入的学理性研究，特别是揭示“世界观”的现代变革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基础、“现代化”的中国探索与世界观的中国化时代化、在“多维”视域中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学理化研究等问题作出探索和研究，由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乃至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思想智慧和中国方案。

一、“世界观”的现代变革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根基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特别是以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为指导的现代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观意蕴的揭示，首要的问题在于，追问“世界观”的原初意蕴，特别是在哲学史抑或思想史的脉络中呈现马克思世界观革命的历史境遇，呈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真实内涵及其理论价值，揭示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根基。

恩格斯指出，马克思所创立的现代唯物主义，“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这种世界观不应当在某种特殊的科学的科学中，而应当在各种现实的科学中得到证实和表现出来”[2]。按照这一理解，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革命根本上是世界观的革命，就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强调世界观是人们关于世界的根本看法。应该说，这一理解基本呈现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真实内涵，彰显了其变革的价值和意义。在我们看来，考察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观意蕴，就是要回到哲学史的语境之中特别是回归到马克思哲学思想变革的历史境遇之中，呈现其世界观革命的真正内涵，揭示这一世界观变革与西方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关联。

“回到事情本身”并朴素地追问我们的问题，世界观并不是人类超越世界之外对世界的理解，而是人类在反思人与世界的关系中对这一“关系”本身的理解。因此，世界观与人本身紧密相关。理解世界观，首要的是理解人。马克思指出：“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他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3]因此，人与世界关系便在此一“有意识的生命活动”中展开，由此历时态和同时态地形成内在相关的四个原初性的历史活动：人类的吃喝住穿用等的基本生存活动；为了满足“吃喝住穿用”展开的生产工具的生产；人类自身种的繁衍；人们创造自己的现实生活本身。由此创造属于人类自身的物质世界、精神世界以及精神世界实体化的文化（或历史）的世界，创造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

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所理解的世界观，便不简单是思想玄思的思辨理论，而是揭示“现实生活过程”中人与世界（内在地蕴含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自身）的辩证关系，呈现人类将自在的世界变革为自在自为的世界的现实社会意识。正如高清海所指出的，“哲学所面对的世界是人所生存和生活的世界，并不是与人无关的洪荒宇宙，人的生活世界是经人参与二次生成过的世界，哲学世界观所要解决的就是经人分化了的那些不同世界的矛盾，诸如自然世界与属人世界，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客观世界与观念世界，意义世界与价值世界，必然世界与自由世界等等。”[4]实际上，我们的上述理解依然是一种基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阐释，而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哲学家们所理解的世界观并非如此。在思想史和现实的辩证互动中，呈现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哲学家们对世界观的理解，我们或许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世界观革命的伟大意义及其思想内涵的科学性。

自古希腊以来的哲学，实际上严格地遵守着一条理性至上的思辨形而上学的路子，并在近代得到充分的发展直至德国古典哲学达到顶峰。按照邹化政的理解，全部近代哲学到黑格尔为止的发展过程，经历了三个逻辑阶段：以解释自然为中心的自然主义时期、以人为中心的启蒙时期和哲学全部人本化的人本主义时期，其集中地体现为“上帝自然化或物质化”“上帝人类精神化”以及“上帝人本化”的过程，由此人从上帝的奴仆变革为自己的主人，即主体理性的觉醒，哲学理论演化为“辩证唯心主义的意识原理。”[5]从世界观的维度看，在人与世界辩证关系问题上，伴随着主体性的确立，“世界”被理解为人类精神的存在物，世界的意义源自人类的赋予。

最具代表性的是作为形而上学之一切的黑格尔哲学。按照黑格尔的理解，哲学可以定义为“对于事物的思维着的考察”[6]，哲学是思维的科学，其所追求的是思想的客观性以及具有具体性的普遍性抑或建立在环节的必然性基础上的全体的自由性。因此，黑格尔把对人与世界辩证关系的考察简化为对人的思维规律的考察。因为在黑格尔那里，对作为主体性存在的人来说，自然而然存在的世界是没有任何价值和意义的，只有浸润着“人的精神并赋予其以意义的世界”才有价值可言，而这一世界实则就是人的思维的产物。正是在这一方案中，黑格尔强调哲学世界观的内容实则“属于活生生的精神的范围、属于原始创造的和自身产生的精神所形成的世界，亦即属于意识所形成的外在的和内心的世界。”[7]尽管这一“意识所形成的外在的和内心的世界”内在地包含了现实世界的内容，但本质上，依然是精神性的和观念性的。这一基本理念为马克思所批判的青年黑格尔派和老年黑格尔派所继承，在他们看来，观念、思想、概念等独立于人的意识迄今一直统治和决定着人们的现实世界，“现实世界是观念世界的产物”[8]。因此，对于现实世界的改变，只要改变观念世界本身就可以达致。对此，马克思批判指出，这些意识形态家们“只是用词句来反对这些词句；既然他们仅仅反对这个世界的词句，那么他们就绝对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世界”[9]。正是在此一批判中，马克思逐渐形成了对人与世界（内含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自身）之辩证关系的科学认知，实现了哲学抑或世界观的革命，形成了一种致力于“改变世界”的世界观。

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反复强调，不同于古代哲学，近代哲学的根本特征在于，它“向自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不再把世界视为独立于认识主体而产生的（例如由上帝创造的）什么东西，而主要地把它把握为自己的产物。”[10]马克思的世界观革命恰恰就发生在此一对近代哲学特征的把握及其批判性之中。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在批判性地反思人本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与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新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一是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世界观（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只是“从客体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将世界理解为感性的自在世界。二是唯心主义世界观则发挥能动性的方面，从“能动的方面”充分发展起来，将世界理解为思维或观念的产物。三是新唯物主义着眼于“感性的人的活动”，强调人在“对象性活动”中实现对世界的改变，即把客观的世界变革为历史的、文化的和有意义的世界。从更为广泛的层面看，马克思所建立的这一世界观理论，体现了“人对世界的观点和看法、人对待世界事物的立场的态度、人所向往和追求的理想生存境界”，启发人们应该“通过人对自身世界和生活世界的反思，为人们确立一种适于人之生存和发展本性的理性思维方式、理想价值目标和人生精神境界，以便引导人去开拓未来的可能性世界。”[11]显而易见，这一哲学的世界观与那种追求绝对真理的超验形而上学世界观是截然不同的，这一超验形而上学的世界观是“以意识的终极确定性为基础或目标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或理性主义，其功能和作用是以最高真理和人类理性名义发挥思想规范和统治作用的意识形态。”[12]与之相反，“改变世界”的哲学世界观，其思维方式是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是要将“把这种颠倒现实的世界观颠倒过来，以使人们正视真实的现实世界。”[13]从以“意识的对象性活动”即本体论基础的传统的观念论的世界观转变为以“现实人的感性对象性活动”为本体论基础的实践论的世界观。

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是在反思“人与世界”的矛盾关系或辩证关系中所形成的人与世界辩证关系的理论。孙正聿指出：“世界观的‘世’，是‘人生在世’的‘世’；世界观的‘界’，是‘人在途中’的‘界’；世界观的‘观’，是‘人的目光’的‘观’。”[14]质言之，世界观是人类在“关系”的维度总体上协调人与世界辩证关系的社会现实自我意识。这一世界观并非海德格尔所批评的，以理论的方式从世界之外观看世界的“世界观哲学”，而是在新的基点上重新理解人与世界（内含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自身）的辩证关系的世界观哲学。这进一步体现在马克思关于人类世界历史的变迁特别是资本主义世界发展或西方现代化的分析之中。在马克思思想的早期，其所关注的主要是基于神学批判所讨论的“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的关系问题、基于思辨的观念世界批判到现实的世界改造的“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问题。但伴随着政治批判的展开，马克思开始在两个重要的维度中关注其所生活的“现实世界”并强调要在批判“现实世界”中改变世界。

一方面，在一般意义上特别是在“人的存在状态与世界历史的变迁”的对应关系中对人类世界（或自在自为的世界或人类社会）发展的阶段的分析。在他看来，人类世界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15]，这三个阶段本质上从“非人的世界走向人的世界，从追求虚幻的‘本体世界’走向现实生活世界，从抽象和永恒化的彼岸世界走向充满矛盾的此岸人间世界”[16]，即现实的生活世界。

另一方面，展开对以西方资本主义为代表的“现实世界”的反思与批判，即展开对以资本逻辑主导的、以“现代性”为哲学底色的资本主义世界（或社会）的反思与批判。例如，马克思对从传统世界（如农业世界）转型所形成的现代工业世界（资本逻辑主导的物的世界）展开了深入的分析。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物质生产关系和它们的历史社会规定性的直接融合已经完成：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同时又直接作为单纯的物，在兴妖作怪。”[17]在这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的世界”中，资本具有独立性，而现实的人却没有独立性；人与世界的辩证关系演化为劳动与资本的辩证关系；人与人的关系被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正是在这一批判中，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内涵呈现得更为丰富：世界观不仅是人与世界（内含着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自身）辩证关系的世界观，更是反思以资本逻辑为主轴的现代化社会的世界观。因此，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自诞生以来就与以资本主义为代表性的现代性批判、现代化探索和现代化未来可能性等问题本质相关，马克思所创立的现代世界观是反思资本逻辑主导的现代化的世界观。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是建构在对本体论的世界观、认识论的世界观和人本学的世界观的基础之上，是一种以“感性的对象性活动”为基础，以“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为内容，反思“人与世界的辩证关系”乃至反思人在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现代社会的存在样态的世界观。这一世界观自诞生起，就带有强烈的现实性品格，即倡导哲学不应是解释世界的思辨理论，而是以“改变世界”为旨归的实践理论，强调必须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去理解“人和世界”的辩证关系，并主张人类完全有能力能动地“改变世界”，即把观念的世界改造为现实的世界；客观地审视资本逻辑主导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探索人类在现代性批判中超越现代性，最终通过共产主义的运动来实现自身的解放和自由。因此，这一世界观就是以实践论为基础、具有唯物主义底色的反思资本逻辑的现代世界观。这一世界观传入中国之后，原则性构成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思想基础。

二、“现代化”的中国探索与“世界观”的中国化时代化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真理，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指导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时代和现实境遇之中。正是在这一历史时代和现实境遇中，马克思所开创以实践论为基础、具有唯物主义底色的反思资本逻辑的现代世界观与中国式现代化内在统一起来，基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中国式现代化内在统一起来，在理论层面汇聚成为具有思想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的独特的中国式现代化世界观。

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是一个从“现代化在中国”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过程，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在中国践行并获得丰富的时代内涵、思想内涵和文明内涵的过程。

近代中国步入现代化，起初显然不是主动的结果，而是被动的选择。在中华民族面临危机之际，秉持不同世界观的各种主义和思潮蜂拥而入，唯独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传入让中国人精神为之一振。这一世界观能够充分满足中国人民追求民族独立解放和人民幸福的理论需要。更为重要的是，这一世界观为苏联所引入并践行，以社会主义实践的形式加以展开并得到拓展，其本质性的体现为，社会主义革命及其制度的确立，不用苦等资本主义生产力充分发展、物质财富充分涌流之后，而是可以跨越“卡夫丁峡谷”，在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中实现真正的人民主导的现代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现代化探索继承了上述理念并作出了“有我”的创新。这本质性地体现为，中国共产党意识到，在推进中国现代化的探索中，不能教条地理解和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而是要在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原则高度上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加以科学地应用。

“东方从属于西方”是近代中国现代化探索的基本历史境遇。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诞生与西方现代化的兴起本质相关，奠基于马克思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反思和批判基础之上。按照马克思的理解，以资本主义为代表的西方现代化极大地促进了人类世界的变革。首先，资本主义按照自己的面貌创造出一个资本逻辑主导的现代世界。“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8]这一巨大的生产力及其财富为资本主义文明奠定了基础。其次，积极推动社会转型，资本主义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封建社会体制打碎，开启了资本逻辑主导的现代社会的新征程。再次，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所有制形式等共同构成了资本逻辑主导的以“现代性”为本质特征的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及其体系。按照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的看法，这一西方的现代化“是一个经济工业化、政治民主化、社会城市化、文化世俗化、组织理性化的整体过程，是从传统社会结构类型转变为现代社会结构类型。”[19]

与此同时，马克思敏锐地洞见到，在资本主义的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20]。“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限制，这些限制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21]由此导致的后果是，以资本主义为代表性的现代化虽然把人类从传统文明引入现代文明，但是，这一“文明时代是在‘恶性循环’中运动，是在它不断地重新制造出来而又无法克服的矛盾中运动，因此，它所达到的结果总是同它希望达到或者佯言希望达到的相反”[22]，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因而，从根本上看，资本逻辑主导的西方现代化实则内在地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矛盾，表面上肯定人的价值而实际上贬低人的价值和尊严。由此，揭示隐藏在物与物背后的人的关系，把人从人的关系中解放出来，就构成马克思现代性批判和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根本理论旨趣，亦是构成马克思新世界观的主要内容。马克思的世界观是一种不同于思辨哲学的世界观，即在通过反思现代世界“资本”逻辑主宰这一事实的基础上，重新审视从人与世界的辩证关系内在地转化为“资本与世界”的辩证关系这一根本性问题，确立了一种在充分发挥资本的作用的同时驾驭资本、超越资本逻辑主导的西方现代化世界观的新世界观。这一新世界观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原则性地构成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重要内容。

站在中国现代化史的原则高度上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在中国的实践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下，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历程中，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具有了“中国”底蕴，并拓展为以“革命”“建设”“改革”为思想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与中国式现代化相匹配的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从而推动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以及“强起来”的民族伟大复兴。

具有“革命”内涵的世界观与民族的自由和解放。面对中国近代以来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现实境遇，中国共产党主张着眼中国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通过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来挽救民族的危亡和实现人民的解放。更为重要的是，深刻地认识到不能照搬照抄西方的现代化经验，而是特别强调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中华民族自身的特点结合起来，强调在中国应用马克思主义时，“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23]。正是在上述主张的指导下，形成了奠基于实践世界观的具有“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24]内涵、体现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立场、观点和方法的“革命”世界观，由此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实现现代化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

具有“建设”内涵的世界观与社会主义的初步发展。通过社会主义的“建设”，我们清醒地意识到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独立自主地探索现代化的发展之路，从而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了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现代化建设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具有“改革”内涵的世界观与民族的繁荣富强。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展才是硬道理”“始终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25]，特别是充分发挥市场（主要是资本）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最终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与资本的充分应用紧密相关，但我们所展开的现代化，是在反思资本逻辑、吸取西方现代化教训的基础上，为资本设置“红绿灯”，在驾驭资本中推进的现代化，特别强调要历史地、发展地、辩证地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存在的各类资本及其作用，正确处理不同形态资本之间的关系，在性质上要区分，在定位上要明确，规范和引导各类资本健康发展。要正确处理资本和利益分配问题，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坚定不移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道路[26]。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反思资本逻辑、以人民为中心的世界观便具有了“文明”的内涵，即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基础上，倡导文化自信，即在文化的主体性自觉中，倡导“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主张在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中新塑“文明”的世界观。由此带来的结果是，中国式现代化开启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迈向现代化树立了典范，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全新选择[27]。

“哲学的世界观变革，源于人类文明的变革；直接地说，哲学的世界观变革，源于人类文明从‘前现代’到‘现代性’的变革。”[28]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是一个从“现代化在中国”到“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丰富和发展的过程。“从现实起源来说，世界历史使现代化成为每一个民族的普遍命运，但不同于民族现代化道路的现实进程则完全取决于特定民族本身的社会条件和历史环境。正是由于具体而独特的社会—历史现实，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特定的转折点上同时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29]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世界观为指导的中国式现代化，建立在对西方现代化反思的基础之上，即主张应拒斥以资本为中心、遏制资本的贪婪本性、拒绝自然资源的肆意掠夺和生态环境的恶性破坏、放弃在战争和殖民中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痛苦的基础之上的现代化；强调应建设以人民为中心，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观实则蕴含着深刻的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和生态观，必将推动人类文明形态的变革，以创新形成的“文明”的世界观开启了人类文明的新阶段。这一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30]

三、彰显中国式现代化世界观的方法论意义

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完成“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心任务，在学术理论层面，就是要充分彰显中国式现代化世界观的方法论意义，研究其所蕴含的“六观”的思想内容及其辩证关系，在重大现实问题的破解中丰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观，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夯实思想基础。

第一，在揭示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的独特世界观的基础上，对其所蕴含的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和生态观作出充分的研究，并揭示“六观”之间的辩证关系，从而在整体上呈现中国式现代化世界观所蕴含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

中国式现代化既是一个实践性的探索，又是一个理论性的创新，是在以现实活化理论和以理论照亮现实的进程中所开拓和丰富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的完整整体。对这一完整的整体的“思想体系”的理解，理应在三个层面展开。

一是充分肯定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的“世界观”在整个“六观”中的首要地位。理论发展的规律告诉我们，世界观是“管总”的，有怎样的世界，就有怎样的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一种以资本逻辑主导的世界观必然是以资本增殖为主要价值取向、把历史视为“东方从属于西方”“历史终结西方”，倡导“西方的文明代表人类的未来”，在所谓的“民主”选举中实现个别群体利益的最大化，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造成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的世界观；一种以人民为中心的世界观，必然倡导现代化的目标在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主张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身文明发展的历史，倡导全过程人民民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本质上决定了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观”，是构成理解其他“五观”的根本基础。

二是对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除世界观之外的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作出深入的阐释。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的“六观”，都有着深刻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例如，在价值观的维度，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倡导实现人类的自由和解放的价值观，倡导要以人民为中心，克服西方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所暴露的弊端：最大程度实现资本的增殖，而不是以人民为中心；过分追求资本利益最大化，而不是服务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贫富差距拉大，而不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又如，在生态观上，不同于资本逻辑主导的西方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倡导驾驭资本逻辑，主张任何发展都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和社会的永续发展为代价，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在这个意义上，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点，也构成其所蕴含的生态观的基本内涵。

三是对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六观”的辩证关系作出客观分析。其中，世界观是关于人与世界（内含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自身）辩证关系的根本看法，马克思主义以实践论为基础、具有唯物主义底色的反思资本逻辑的现代世界观的诞生，为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从根本上讲，这一世界观内在地蕴含着具有丰富内涵的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这“六观”又在拓展中具有了中国的特色和特质。正是在“六观”的辩证互动中，中国式现代化才取得了应有的成就。例如，基于世界观和历史观的辩证互动，中国式现代化强调，人类能够在尊重历史规律的基础上，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借鉴西方现代化的经验，在积极引入资本这一生产要素的同时驾驭资本，真正跨越“卡夫丁峡谷”并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在这一过程中，亦是存在着世界观与价值观、文明观、民主观和生态观之间的辩证互动，从而共同推动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

第二，在主体性自觉和方法论自觉中呈现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的方法论原则。

世界观即方法论，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本质联系、内在统一。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具有世界观意蕴，更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在我们看来，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观所蕴含的方法论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

一是体现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既要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更要符合本国实际，具有本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鲜明特色。”[31]这是对中国式现代化世界观所蕴含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方法论原则的深刻揭示。自现代化在西方兴起以来，在一种“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历史境遇中，中国人对如何通过走现代化道路挽救民族危亡并实现民族解放做了多维探索，但只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让这一探索成为可能。中国共产党人深刻地意识到，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如冯契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正确地解决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古今中西’之争，也就是正确地回答了一定历史阶段上的‘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32]，由此开启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毫无疑问，西方开启的现代化道路有其普遍性的规律，最为重要的体现为以资本逻辑为主导，实行市场经济。但是，正如黑格尔所强调的，如果要先验地给一个民族以一种国家制度，即使其内容多少是合乎理性的，这种想法恰恰忽略了一个因素，这个因素使国家制度成为不仅仅是思想上的事物而已，所以每一个民族都有适合于它本身而属于它的国家制度[33]。这就是说，在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上，不能仅仅教条地按照普遍性的规则或规律行事，而是要考虑到自身的历史传统、社会制度、发展条件、外部环境等诸多因素，要根据国情来选择实现现代化的途径。因而，在利用资本的同时驾驭资本，构成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原则。正是因为很好处理了现代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从现代化普遍规律的‘普遍’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特殊’的结合点上”[34]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一现代化道路“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35]。

二是体现了系统思维的方法论原则。马克思主义的创立为我们提供了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质言之，以实践论为基础、具有唯物主义底色的反思资本逻辑的现代世界观，并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然，这一世界观并不是静止的，而是随着生产力的变革和生产方式的发展而不断得到丰富和完善。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中，内在地蕴含着基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所形成的系统的思维范式或以系统思维方式为底色的世界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统筹兼顾、系统谋划、整体推进，正确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战略与策略、守正与创新、效率与公平、活力与秩序、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等一系列重大关系[36]。这既是对如何推进现代化的战略部署，又是对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的方法论的揭示。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要求我们坚持系统思维、辩证思维、底线思维等，统筹兼顾、辩证施策，破解社会基本矛盾，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同时，调整生产关系、完善上层建筑，努力推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增强现代化建设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三是体现了守正创新的方法论原则。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观意蕴表明，其在方法论原则上坚持了守正与创新的辩证统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正创新是我们党在新时代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方法。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就是一个在继承中发展、在守正中创新的历史过程[37]。具体言之，辩证处理好守正与创新的关系，首先守好中国式现代化的本和源、根和魂，毫不动摇坚持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确保中国式现代化的正确方向。其次着眼于新时代的发展创新，着眼于解决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积极识变应变求变，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比如，在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方面，必须坚持守正和创新的辩证统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守正，守的是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守的是‘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创新，创的是新思路、新话语、新机制、新形式，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38]在这个意义上，只有坚持守正与创新的辩证统一，才能让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第三，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面对的重大现实问题，在重大现实问题的破解中丰富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世界观。

中国式现代化正处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期。改革进入深水区，可以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因此，我们更要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特别是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下，以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的“六观”为指导，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面对的重大现实问题，在重大现实问题的破解中丰富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六观”。

人类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因此，必须从人类在实践活动中所遭遇到的重大现实问题出发去理解“人与世界”的辩证关系。党的二十大报告全面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从根本上讲，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必然会遇到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这原则性构成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必须面对的重大现实问题。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如何整体性地迈进现代化社会？如何在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中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从而防止两极分化？如何平衡物质富足和精神富有的辩证关系？如何做到经济发展与生态和谐共生的内在关系？如何在维护好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的发展？等等，客观地讲，这些重大现实问题都是时代的声音，是我们理论研究必须加以重视的问题。又比如，我国所实行的现代化，是我们正处在改革深水区，即社会的转型期和各类矛盾叠加期，任务更加艰巨。这就要求我们深刻认识到这一特质，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我国现代化“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39]。社会转型期和发展的叠加期并列，意味着我们的现代化历史进程将遭遇到更为复杂的问题，这更加需要我们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下分析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从而在重大现实和重大理论问题的破解中丰富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内涵，为中国式现代化探索夯实思想基础。

“我们做的事是前无古人的，我们要学马列主义，但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不能给出解决现实问题的现成答案，只能运用它的原理、立场、观点、方法，通过自己的摸索、咀嚼、创新来提出答案。”[40]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的历史过程，实则就是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立场、观点、方法，将其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过程，具体言之，就是坚持以实践论为基础、具有唯物主义底色的反思资本逻辑的现代世界观为指导，创新发展具有的“革命”“建设”“改革”等思想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的世界观，这最终汇聚为具有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基本内涵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初步构建。高清海指出，“哲学属于体系性的理论，它的思维逻辑必须体现为相应的概念、范畴和原理并且还要构成系统，才可能为人们所理解、掌握和运用。”[41]这要求我们，不能埋头于实践的探索，更要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即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观”追问和“现代化”反思中推动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丰富和发展与“文明”的世界观相一致的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为世界现代化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提供中国智慧。

王海锋，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中心中央民族大学协同研究基地特约研究员，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来源：《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5年第5期，参考文献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