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条排行
阮炜：文明与宗教
在中国，作为对礼崩乐坏乱局的创造性回应，出现了孔子、孟子、墨子、老子、庄子等一大批思想家，他们的思想为此后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的文明演进提供了基本理念。事实上，当今世界各主要宗教无不打上了“轴心时代”各主要文明“哲学突破”的烙印。 ...
于建嵘：如何破除山西省长们的宿命
“在监管行政手段上，能用的几乎到头了。”然而，恶性事故仍然发生了，王君也在劳累的同时流下了悲伤之泪，不得不代表山西向中央做出深刻检查。中国要真正扼制住矿难，就要让工人有能力对黑心矿主和追求政绩的矿长书记们说不！对进行权钱交易的官僚说不！ ...
张志安 叶柳：中国事件与世界报道
2008年，中国相继发生了一连串令全球瞩目的大事件，围绕这些事件外国媒体做了大量报道。本文设计了5个问题，请10余位世界著名媒体驻华资深记者进行回答，现将他们的观点集纳于此，供各位读者参考。 ...
张立伟：新媒体帮忙帮闲的人文透视
2008北京奥运会，以媒体类别论谁是最大赢家？答案是新媒体。2008众多大事，发生一次新媒体就跃升一次。新媒体与2008，已经说了千言万语，大概还有万语千言要说。本文则把时段拉长、地基掘深，穿透乱七八糟不规则的表层，集中讨论新媒体与人。 ...
史啸虎：大力发展合作社是解决中国失业问题的关键
我国时下出现的汹涌的失业浪潮将随着合作社的兴办和发展而迅速地退潮，从而在很大程度上缓解甚至消除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然后，我们就可以在社会比较安稳的状态下推行更为艰难的土地制度、村民自治制度和户籍制度的改革。届时，“三农”问题将得到彻底解决。 ...
王四新：揭开西方媒体客观公正的面纱
西方媒体所标榜的客观公正是将价值目标当成了既成事实。由于受文化偏见、政府暗中操纵等影响，西方媒体不可能做到客观公正。 ...
陶东风：大众传播与新公共性的建构
本文将在批判性地检讨哈贝马斯和汤普森的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就大众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参与信息的生产与传播过程等相关问题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 ...
陈力丹 江凌：改革开放30年来记者角色认知的变迁
改革开放30年来，记者的职业特征和社会角色认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认识一律，到观点多样，相互容忍，可以说，我国在记者角色认知方面进入了一种和谐的状态。 ...
周其仁：中国经济面对的挑战
我对经济形势的估计，特别是今年经济形势的估计，可能跟很多人的看法不一致，中国经济大起之后大落，大落之后可能会大起，在波动中导致投资者、企业高度的分化。对于这样的环境没有认识的，可能就会被折腾得完全离开这个经济舞台。 ...
王晓渔：为文化炒作和文化垃圾一辩
此次反对低俗化运动，可以称作“清除文化污染”运动，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持续了27天，20多年后的“清除文化污染”运动虽然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但是草泥马的横空出世已经证明“清污话语”彻底失效。 ...
黄玉顺：儒学复兴的两条路线及其超越——儒家当代主义的若干思考
我们今天的任务不是彻底拒绝形而上学，而是重建儒家形而上学，并且在这个基础上重建形而下学。怎么重建呢？这就回到了我刚才所说的：回到大本大源、源头活水去，在本源上重建形上学、形下学。这种本源，就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就在当下。 ...
陈志武：该将国有资产股份分给公民、实现“全民所有”了
中国经济从外向型向内需型转变已经迫在眉睫，而要实现这种转变，就必须改变目前的所有制结构，把国有产权中属于每个人的那部分产权分给个人，让老百姓分享资产升值的财富效应、增加国内的民间消费需求。 ...
张志安：新闻生产与社会控制的张力呈现
本文以新闻生产社会学为研究视角，以新闻生产与社会控制的关系为核心问题，对《南方都市报》深度报道进行个案研究，揭示社会转型语境中，主流都市报的新闻生产与社会控制之间的复杂关系。 ...
郭于华：“草泥马”：互联网时代的“弱者的武器”
“恶搞”当然是无奈之举，是情绪的发泄，但它也是“弱者的武器”，是草根的表达方式。因为他们不是强势者，也不掌握“公开的文本”，对他们而言，公开的、正当的、自由的表达渠道是封闭的。他们只能使用“弱者的武器”，创造“隐藏的文本”。 ...
于建嵘：社会泄愤事件中群体心理研究——对“瓮安事件”发生机制的一种解释
社会泄愤事件的发生具有复杂的群体心理原因。事件过程中存在着明显的借机发泄、逆反、盲从、法不责众等心理，如何防范和疏导这种群体心理是解决社会泄愤事件的关键，也是当前理论界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 ...
朱锡庆：中国经济发展的知识来源
摘要：由农转工，资源用途的改变大幅度地提高了其使用效率；价格制度替代计划经济制度，大幅度地降低了交易费用；综合起来，造成了中国经济持续30年的高速增长。这种双重转变带来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在中国社会迅速普及的大规模制造的工业知识和大范围长程交换的契约知识是从何而来的呢？本文从知识的视角，对中国30年的 ...
王四新：传播媒介的自由与限制
文章以美国最高法院所作的相关判决为切入点，探讨了美国规范不同大众传播媒体的法理依据。 ...
弗里德曼：贫穷的减轻
从绝对的意义来说，在过去两个世纪里西方国家所经历的非凡的经济增长和自由企业的利益的广泛分配大大减少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贫穷的程度。但是，在部分意义上，贫穷是一个相对的问题，甚至在这些国家里，显然存在着很多人生活于我们中的一些人所认为的这种贫穷之中。一个解决途径，而在许多方面还是最理想的途径便是私人慈善 ...
弗里德曼：社会的福利措施
促成高度累进的所得税的人道主义和平均主义情绪也促成了大批旨在于增加特殊集团的“福利”的其他措施。措施中最重要的一套是一批贴着使人误解的标签的“社会保险”。其他的是公共住房、法定最低工资、对农产品价格的支持、对特殊集团的公费医疗、特别援助方案以及其他等等。我将首先简要地论述一下后面的几项，主要在于说明 ...
弗里德曼：收入的分配
在这个世纪，至少在西方国家里，集体主义情绪的发展中的主要因素之一是相信收入均等构成一个社会的目标，并且愿意使用国家的权力来改进这一目标。在评价这种平均主义的情绪和它所形成的平均主义的措施时，我们必须提出两个很不相同的问题。第一个是规范性的和道德方面的：国家为了促进平等而进行干预的理由是什么？第二个是 ...
弗里德曼：职业执照
推翻中世纪行会制度是自由在西方世界兴起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早期步骤。这是自由主义思想胜利的一个征兆，并被广泛地认为确系如此。结果，到了十九世纪中叶以前，在英国、美国以及在较少范围内在欧洲大陆，人们能未经任何政府或类似政府当局的同意而从事他们所企求的任何行业或职业。在最近几十年里，出现了倒退的情况，逐渐有 ...
弗里德曼：垄断以及企业和劳工的社会责任
竞争有两个非常不同的意思。在一般的论述中，竞争的意思是个人之间的争胜；在其中，人人设法胜过他的已知对手。在经济事务中，竞争几乎意味着相反的事物。在竞争市场上，没有个人的争胜。没有个人的讨价还价。在自由市场内，种植小麦的农民并不觉得自己在和事实上为自己的竞争者的邻居进行个人竞争或受到他的威胁。竞争市场 ...
弗里德曼：资本主义和歧视
特殊的宗教、种族或社会的集体在他们的经济活动中具有特殊不利的条件，正象俗语所说，他们是受到了歧视。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歧视已经大为减少，这是一件突出的史实。契约安排替代身份安排是解放中世纪奴隶制度的第一步。犹太人在整个中世纪得到生存的可能是因为有市场部门的存在，在其中，尽管有官方的迫害，犹太人能够 ...
弗里德曼：政府在教育方面的作用
正规学校教育在今天系由政府机关或非利润的机构提供经费，并且几乎完全由它们所管理。这种形势系通过逐渐的发展而形成，从而，目前人们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不再把注意力明确地指向学校教育受到特殊对待的理由，甚至在社会组织和指导思想方面均为自由企业占统治地位的国家里，也是如此。结果是政府的职责无原则地扩大 ...
弗里德曼：财政政策
自从新政以来，在联邦一级扩大政府活动的主要借口是所谓 政府支出在消除失业上的必要性。这个借口经历了几个阶段。最 初，需要政府支出来“开动唧筒”。暂时性的开支能使推动经济 制度自行前进；这时，政府便退出这个局面。当最初的开支不能消除失业，而伴随而来的是1937- 1938年的剧烈的经济收缩时，“长期停 ...
弗里德曼：国际金融和贸易安排
国际货币安排问题是不同国家的货币之间的关系：在何种比例和条件下，个人能够把美元兑换成英镑，把加拿大的元兑换成美元，等等。这个问题和前一章讨论过的货币控制有密切联系。这也和政府的国际贸易政策具有联系，因为，控制国际贸易是影响国际支付的一种办法。国际货币安排对经济自由的重要性尽管它具有技术性和难于克眼的 ...
弗里德曼：货币的控制
“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在过去几十年内已成为扩大政府干预经济事务范围的主要借口。据说，私人自由企业经济具有固有的不稳定性。听其自然，它会产生繁荣和萧条这种周期性的循环。因此，政府必须进行干预，使事态保持稳定。在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和其以后，这些论点是特别具有说服力的，并且导致这个国家执行新政和其 ...
弗里德曼：自由社会中政府的作用
对集权社会普遍的不满意见是他们用目的来为手段辩护。从字面上看，这种不满显然是不合逻辑的。假使目的不能为手段辩护，那什么能为手段辩护呢？但这个简单的回答并没有解决这个不满的问题，而只是说明：这个不满表达得不够完善。否定目前为手段辩护是间接地主张所谈论的目的并不是最后的目的，而最后的目的本身是使用适当的 ...
弗里德曼：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之间的关系
人们普遍相信政治和经济是可以分开的，并且基本上是互不相关的；相信个人自由是一个政治问题而物质福利是一个经济问题，并且相信任何政治安排可以和任何经济安排结合在一起。当前这种思想的主要表现是很多人主张的“民主社会主义”。这些人强烈谴责苏联“集权社会主义”强加于个人自由的种种限制的严重程度，并认为一个国家 ...
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
自由人既不会问他的国家能为他做些什么，也不会问他能为他的国家做些什么。他会问的是：“我和我的同胞们能通过政府做些什么”，以便尽到我们个人的责任，以便达到我们各自的目标和理想，其中最重要的是：保护我们的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