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条排行
于建嵘：除了宪法，我们还有什么？
无论未来中国社会如何发展，最后都离不开社会大多数认可的规则。如果说，宪政就是通过一定的程序制定和坚守社会的基本规则的话，那么，在今天中国，也许我们并不认同现行宪法产生的程序，但我们并不能否定这部宪法的许多规定正是我们所追求的。 ...
彭明道：毛泽东的“枕上”“离人”究竟是谁—《虞美人·枕上》探幽
一、重述发表时的故事政治家毛泽东在最初向全社会显露出诗人面目时，正是党内“左”的错误在新的历史时期，以崭新的面貌出现的时刻。几乎就在《诗刊》发表毛泽东《旧体诗词十八首》的同时，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袖的毛泽东，他著重考虑的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内外的矛盾问题。随著“整风运动” ...
陈时伟:中央研究院与中国近代学术体制的职业化
对职业化群体的研究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史和制度史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不仅涉及到一个新型社会群体——城市职业中产阶级——在近代中国的出现和衍生，而且关系到国家与社会权力关系的变动和近代社会结构的转型。职业阶层的出现是现代化国家结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生和发展直接影响到中国知识分子身份角色的 ...
汤一介：不断提出问题推动思想进步
从人类认识史来研究哲学，每一代哲学家都提出新的概念来，这些新的概念并不一定都是唯物主义提出的，有的是唯心主义提出的，所以人类认识史是两者不断促进的，而不是两军对垒的。在这一大背景下，从1981年开始，我就提出中国哲学范畴问题。 ...
刘仁文：冤案是如何造成的？
各位朋友下午好，我非常高兴到我们的书屋来，跟大家一起就“冤案是如何造成的”这个话题做一个交流。我对“三味书屋”的感情是很深的，在20多年前，我上大学的时候就来过这里。今天有点遗憾，这个讲座一拖再拖，拖到了今天，就是想要好好准备一下，最后还是没有来得及准备好这个稿子。这个年底事情特别多，有点对不起大家 ...
傅国涌：鲁迅为什么不喜欢杭州？
鲁迅年轻时曾在杭州工作过，郁达夫要移家杭州时，他写诗极力劝阻。他为什么不喜欢杭州、对故乡浙江的省城没有好感？本文试着回答这个问题。从日本回国以后，鲁迅第一个工作的地方就是杭州。他在杭州的一所学校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书，教生理卫生和植物课，这所学校后来改名为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址就在现在的杭州高级中 ...
陶东风：见证自己的污点言行与重获做人尊严
虽然整个文化和社会仍然没有建立起鼓励人们见证自己污点言行的机制，虽然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仍然没有勇气通过暴露那个曾经不光彩的“我”进而彻底告别这个“我”，徐干生的见证行为也不能从体制上建构这种反思机制，但是他的见证行为却像一道闪电照亮了沉睡的黑暗。 ...
王学泰：说“运动”
谢谢大家来听我这个讲座。今天是礼拜六，借周末跟大伙来探讨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对像我这个年龄的人来说，就是当代史的问题，对于年轻人来说就是古代史的问题。甚至比古代还古代，因为古代你还有书看，而我说的目前在国内还很少有出版物来谈。我谈的过程中也可能有许多错误，大家可以随时插话批评，不是上课，就是聊天。首先 ...
韩刚：还原华国峰——关于华国锋的若干史实
刚才李老师介绍了，我是主要研究中共历史和当代中国史的。原来曾经在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央党校两个单位工作，刚刚调到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所以今天是以华东师大历史系的历史教师这么一种身份跟大家做这个交流。我今天要谈《还原华国锋》这个题目，恐怕有些先生会认为是不是因为华国锋刚去世，这个当然是一个原因，但不是我 ...
杨奎松：学术研究要发人所未发，言人所未言
所谓前沿问题，就是与现实联系较为紧密的问题；所谓热点问题，就是引起较多人关心的问题。而无论前沿也好，热点也好，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肯定有一定的敏感度，不会是那种四平八稳，引不起任何争论的问题。但是，与现实联系较紧，引起较多人关心的党史问题，能争论吗？于是，我们又回到党史研究的老问题上来了： ...
杨奎松：在陈独秀学术研讨会的发言
第一次发言：我想讲两点看法，第一，我们谈论历史时最好不用“左”和右这样的名词，最好不带或少带个人感情的色彩。研究历史，首先应当站在一个客观的立场上，从史实出发，着重于弄清事情的本来面目。为陈独秀正名，也应当以这样的心态并从这样的目的出发。我们不同意以往那种对陈独秀的武断的批判，但反过来我们也不能因此 ...
杨奎松：浅议中共党史研究的特殊性
我对创建中共党史学的提法始终存有疑义。中共党史研究属于历史研究的范畴，应当运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遵循历史学的研究规范，这已经是绝大多数研究者的共识。在今天的条件下，于历史学的门类中，再建一个“中共党史学”，有多少实际意义，让人怀疑。有人说，研究中共党史之所以能够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一是因为中共对中国 ...
杨奎松：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中日关系
凡熟悉近20年抗日战争史研究发展状况的人，大概都有这样一种体验。那就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抗日战争史的研讨会，无论国内国际，大都较为客观冷静，即使是讨论日本侵华罪行的话题，通常也都较为学术。然而自90年代末以来，抗日战争史的研讨会日趋明显地出现了情绪化、甚至政治化的苗头。今天，在不少 ...
杨奎松：历史研究的微观与宏观
历史研究，首重求真。从古至今，中国史学研究的这一精神一以贯之。但随着近代西方自然科学的演进和社会科学的兴起，影响到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学用来求真的方法，早已是五花八门，各有各的路数。这种情况难免会使重视中国史学传统的学者慨叹人心不古，担心中国的史学会失了自己的特色。其实，自从进入文明社会，人类就从没有间 ...
杨奎松：实事求是地总结抗战史的经验与教训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值得我们骄傲的一段时期，甚至可以视为“中华民族复兴的枢纽”。改革开放以来，有关抗战史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抗日战争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日渐为人们所重视，通过对抗日战争，包括对国共两党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这段可歌可泣的斗争历程进行展示与宣传，必将有助于提高我们民族 ...
杨奎松：毛泽东与蒋介石的比较研究
上个礼拜，我应北大博士生联谊会的邀请做了一次讲座，讲的是新中国的革命外交。那天有同学问我，从我讲述的内容中，如何能够总结出一些有利于个人成长的东西来？今天应国关之邀来做讲座，听说听众大都是本科生，因此我想是不是换个题目，讲讲跟个人成长有关的东西？因此我就想到了这个人物研究的题目，希望能对满足同学们的 ...
傅国涌：从“跑堂”到总统
武昌起义刚刚发生，遥远的太平洋彼岸，1911年10月11日的《纽约时报》就披露了这一消息，一艘日本军舰舰长给日本外务省的报告说，“称有迹象显示，这次发生在清国的起义是一次组织严密的革命行动。……目前在武昌的日本人受到了革命军方面的优待，食物供给得到保障。”也就是这一天，孙中山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的 ...
傅国涌：蒋介石日记中对抗日战争的预测
“鸟无足。山有月。旭初升。人都哭。” “十二月中气不和，南山有雀北山罗。一朝听得金鸡叫，大海沉沉日已过。” 神秘古书《推背图》“第三十九象”对抗日战争的预言，60年前的1945年正好是鸡年，“一朝听得金鸡叫”被解释为对日本战败投降时间的预言。转眼就是一个甲子的轮回，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声音此起彼伏 ...
徐崇温：关于如何理解中国模式的问题
通过讨论辨明是非，弄清楚到底应该怎样理解中国模式，成为推动讨论走向深入的一个重要条件。特别是那些否认中国模式的客观存在，以及合理使用中国模式概念的意见，事关我们在中国模式问题上的话语权，尤其需要澄清。 ...
夏耷：大学行政化危害远大于学术造假
大学中人真正对学问感兴趣、以学术为志业者凤毛麟角，甚至已成为受排挤、受压制的异类。如果说中国经济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正在缩小，那么不幸的是，中国学术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而这种差距绝对不是论文（这当然包括造假论文在内）数量能够弥合的。 ...
季卫东：反思启蒙与法学共同体的构建
我们马上就要迎来“五四运动”九十周年的纪念日。联系到建国六十周年和新法制建设三十周年的庆典，在今年纪念五四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五四运动曾经喊出“打到孔家店”的过激口号，也曾经指出“民主与科学”这一新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因此，五四运动的本质在于启蒙和革故鼎新。其思想结果就是宪政爱国精神。其政治结果就是共 ...
侯云春 韩俊 张军扩：我国城镇化的基本态势、战略重点和政策取向
在假定2010年的城镇化水平达到“十一五”规划的47%的预期目标的基础上，在基准情形下，2010-2020年包括城市自然增长的人口在内，我国城镇人口总规模年均增长1650万人左右，到2020年，城镇化率将达到56%左右，城镇总人口将达到8亿左右。 ...
陈壁生：重新追寻精神的根系——近十年来大陆“国学热”现象鸟瞰
在这十年中，一种回归传统、追寻思想与精神的根系的普遍趋势，以及这种趋势所表现出来的种种光怪陆离的现象，将给今天以及未来的生活留下什么样的痕迹，恐怕是每一个关心中国命运，了解儒学的人必须面对的问题。 ...
汪晖：中国：跨体系的社会
12008年3月14日，我正在香港浸会大学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从上午起，我就不断地收到一个朋友的朋友从拉萨市的商业街区发来的短信，间隔时间长短不一，有时一二十分钟，有时长一些。短信容量有限，完全限于一个人的目力和听力所及，却是身居现场者的即时报告，比任何通讯社的报道更为迅疾和真实。这个发短信的朋友是一 ...
刘绪贻：《箫声剑影——刘绪贻口述自传》（上卷）前言
在这里，我想简要地谈谈以下几个问题。 一、在认识长江日报记者、江汉大学城市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余坦坦以前，我从来没有考虑过写口述史的问题。因为第一，我生平虽然遭遇一些坎坷、一些波浪，但最后基本上都能化险为夷，波暂平而浪暂静；而且这种转化过程不够雄壮，不够突兀，传奇性不足。其次，我虽然只要条件许可，就“不 ...
陶东风：七十年代的碎片化、审美化与去政治化
“文革”在很多目前已功成名就的知名学者、作家、艺术家笔下成为趣事，“文革”已经不再具有切己性，成为观赏对象。可是，我们需要这样一种审美化的“文革”吗？一个人自己走向死亡的感觉或许真的“很美”，可是一个群体、一个民族走向死亡的感觉也很美吗？ ...
吴稼祥：“除了下去，我从未离开过办公室”
按：本文写于1986年11月11日，距离胡耀邦正式离开总书记岗位2个月零5天（1987年1月16日），也是我作为中共13大报告起草组成员最后一次见到他。这次他接见起草组，对报告提出指导性意见。谈话中，对他热爱的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的人民，以及这个党，可谓披肝沥胆，剖露心迹。本文选自我的《中南海日记》， ...
傅国涌：深水静流——追忆民国生活
民国是一个动荡的乱世，不断的政治变局，不断的内外战争，将国人的正常生活一次次打断。然而，无论多么残酷的战争也折不断平常人过平常生活的意愿，民国生活在许多过来人的记忆里常常是温暖、亲切的，哪怕物质匮乏、迁徙流离的生活，他们也一样过得有滋有味，而且内心总是有一种不可遏止的念头，要寻求更好的生活，不光是物 ...
邓安庆：守护学术的纯洁——读杨祖陶先生“学术人生回忆录”有感
如果我们不是浮光掠影地学习和研究德国哲学，肯定就无法遗忘像杨祖陶先生这样深沉的学者，因为即便他喜欢一辈子躲在书斋中，但他辛勤劳动的成果，他那深思熟虑并经时代的沧桑磨砺得越来越睿智的哲学思想还是会冲出他的窗外，在著述中留下智者坚实的足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