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条排行
钟沛璋：多难兴邦，我们学到了什么
100多年来，人民已经受太多苦难。只有全国上下同心同德深刻反思、从惨痛灾难中记取经验教训，切实推进改革，才会有历史进步，我们中华民族才能在人类历史的重要进程中得到伟大的振兴。 ...
裴宜理：中国工人今天所经历的一切都是没有先例的
中国工人正挣扎着适应伴随着从毛主义到改革的曲折转型而来的尊严与自主性的丧失。无论从历史还是比较的角度，他们今天所经历的一切都是没有先例的。这更说明了为什么于建嵘的著作做出了如此精彩纷呈而又至关重要的贡献。 ...
李力康：我的舅舅李锐（下）
终日宾客如云，大家众星捧月，高谈阔论，意气飞扬；更常与众诗友千里唱和，饮酒高会，登高作赋，吟赏烟霞。实实地应了一句老话：“是真名士自风流”。舅舅是真快乐、真潇洒。 ...
裴宜理：底层社会与抗争性政治
在这个社会运动兴盛的年代之前，大多数社会科学中关于社会抗议的理论都根植于一种解释——无论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还是从现代化理论的角度，都是强调经济上的不满。但是，在20世纪60和70年代，学者们开始发展关于社会抗议的新的解释理论。 ...
于建嵘：农民维权与底层政治
底层政治所具有的这些极端主义倾向，它的意义在于扩长了精英政治选择的范围，但它如果不被政治精英们利用，其自身产生的社会危害应是十分有限的。 ...
赵树凯：“底层研究”在中国的应用意义
对于政治领导集团来说，为了更好地引导和掌控基层民主化进程，保障健康的基层政治发展，需要准确地把握理解变化中的基层政治现实，而“底层研究”的策略方法在政策咨询研究中也值得借鉴。 ...
陶东风：是什么阻碍和扼杀了人的道德自主性
如果我们的制度环境是鼓励出于实用主义的目的行善，以一种犬儒主义的态度对待法律，以冷嘲热讽的态度看待行善，那么，我们社会的道德水准和真诚程度就会以惊人速度下降。 ...
陈云良：法的模糊性之探析
法永远是模糊的，法的模糊性是其绝对属性，法的确定性只在相对意义上存在，法的模糊性是指法律所具有的归属不完全的属性，它是与法的普遍性相伴而生的基本技术特 征。对法的模糊性现象，可以用模糊理论来研究，可以用模糊数学方法对其进行量化。 ...
于建嵘：中国的社会泄愤事件与管治困境
产生社会泄愤事件的主要原因是社会不满群体的存在及政府管治能力低下。因此，解决中国政府的管治危机需要切实保障公民的基本权益、合理建立社会利益的博弈机制、重构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并在实现司法制衡的基础上提高国家管治能力。 ...
徐贲：普世主义的价值和世界公民的人格: 二战后的雅斯贝尔斯
以“人”的视角看世界,任何国家中发生的人性灾难都是对全人类的侵范和损害。任何人都没有理由以“内政”为借口,拒绝外界的指责或对之袖手旁观。反思和战胜一个国家中发生的人性灾难,不仅有助于这个国家的人民劫后重生,而且更有助于整个人类不断共同提高普遍的人性。 ...
周宁：来洛尼亚王国的童话故事
来洛尼亚王国的故事虽然是童话，但有某种让人难以捉摸的现实道理。或许来洛尼亚王国是世间许多王国的影子，因为那里发生的一切，都让人感到若有若无的似曾相识。 ...
黄宗智：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中间阶层：悖论的社会形态
从经济收入来考虑，中国的社会结构明显仍然是金字塔型，而不是橄榄型。但如果从政治意义上来考虑，中国社会则确实具有相当庞大的“中间阶层”。正是小资产阶级占大多数的社会现实，反映了中国当前的经济多元性和政治不确定性；这可看作弱点，也可看作创新的机遇。 ...
周枫：列奥·施特劳斯为什么以及怎样批评卡尔·施米特
摘要：施特劳斯的核心问题是虚无主义，其毕生致力于批判自由主义和现代性就在于认定它们导致了虚无主义。而他之所以批判恰恰是激烈批评自由主义的施米特，也在于认定施米特思想的基础仍然是虚无主义的。我们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施特劳斯对施米特的批评，才能够理解施特劳斯所表达的施米特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仍然发生于自由 ...
时东陆：中国大学一百年
高等教育可以赋予大脑逻辑，推理，论证等复杂的能力。这就好像是一种思维的标记，把大学生就与没有上过大学的人清楚的区分开来。这种区分的意义在于标志我们思维的不同，不同的复杂程度，不同的潜力，不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这就是大学真正的意义。 ...
陈行之：知识分子、文化利益集团及其他
真正消失于历史时空中的是张志新和林昭这样的英魂，还是余秋雨、省作协副主席这样的毛呢？究竟谁的灵魂像光轮一样升华在精神大地之上辉映世界，谁被欲望驱使无可遏止地沉沦于无聊卑劣的泥潭不能自拔？答案不在未来，就在过往的历史之中，就在我们当下。 ...
吴稼祥：“摄政王”普京殿下？
如果说发作“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内因，是人性中固有的“贱性”的话，那么，被贾桂处境积累下来的“贱性”就会变成“奴性”。“贱性”与“奴性”的最大区别是，前者是一次性发作，后者有可能转变成遗传基因。 ...
徐贲：灾难和后灾难人性
后灾难的人比任何时候都清醒地明白,人生活在一个并不神圣的世界里,人生活在一种风险极高的自由状态之中,恶是人的自由的代价。人必须自己在与恶的不断抗争中扼制恶,这种抗争不可能有一劳永逸的结果。人必须为这一持续的斗争做好准备。 ...
崔卫平：自由地爱母亲，自由地与他人休戚与共
一个人有他选择离开的自由，但是同一份“自由”包含了他自由地选择留下，自由地加入到周围人们当中去，与他们休戚与共，与他们一道分担。在很大程度上，重返我们所处的社会共同体，重返我们的公共生活及政治生活，更加体现了今天我们所争取的自由的含义。 ...
韩毓海：李泽厚、刘再复、甘阳对我们时代的影响——80年代的反思与继承1
摘要：比起今日的“务实”，20世纪80年代是“务虚”的。文学热，文化热，80年代中国社会思潮的“虚热”，其实是90年代起中国社会物质化的思想摇篮。从李泽厚到刘再复再到甘阳，从“实践着的自我”到“像文学一样生活”再到“符号实践”，从“主体实践性哲学”到“文学主体性理论”再到“意义的生产和交换”，80年 ...
孙凤武：论真理具有抽象性
摘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中，流行着否定真理具有抽象性的观点。据说理由是列宁讲过“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但是如果认真考察包括列宁在内的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便不难发现，他们在肯定真理的具体性时，并不否认真理具有抽象性。认识这一点，对于多视角地把握真理的相对性并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论，对于 ...
孙凤武：理论要寻根究底——市场经济与人的积极性
理论只有彻底，才能说服人。而要做到彻底，就要寻根问底，就要克服某些障碍，其中之一便是所谓的“定论”。遗憾的是，目前理论界恰恰存在着未能寻根问底这种痼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取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转变。人们在谈论发展市场经济的必要性时指明了，它有利于调动全体社会成员的积极性，有 ...
翟振明 刘慧：论克隆人的尊严问题
自从第一只克隆羊诞生以来，据说相继又有克隆牛、克隆兔、克隆猫降生。当2002年底有人宣布第一个克隆人已经降临人世时，尽管消息是真是假还没定论，人们已经不可能对克隆人涉及的伦理问题等闲视之了。在此之前，西方很多国家已立法禁止或严格限制克隆人及以克隆人为目的的研究。美国总统布什在2001年11月28日成 ...
王中江：经典的条件：以早期儒家经典的形成为例
在此，我无意对经典作出严格的界定。就其一般性来说，它是能够引起持续震撼力的那一类伟大的著作，最能体现人类“原创性”的东西基本上都凝结到了经典之中。经典普遍存在于人类几种伟大的文明中，它是一种“特殊”的贵优“珍品”，而且是不朽的。在比较广泛的意义之下，“经典”可以划分为一些不同的类型。这里，我关心的是 ...
周宁：乞丐的话说出了恐怖的生活
灾难降临的那一刻，我们可能深刻地感受到生命的危浅与卑微，但万众一心的抗震救灾运动卷起的激情，很快就淹没了触及人性的沉痛，代之而起的是集体的狂奋。激情澎湃的人们为“兴邦”忘记了“多难”；为了集体抒情忘记了个人思想…… ...
陈定学：应重新评价“庸俗唯物主义”
在19世纪的50年代，曾经出现过一个小小的唯物主义派别，这个派别的代表人物是德国医生及哲学家路德维希•毕希纳（Ludwig Büchner，1824—1899）、瑞士博物学家卡尔•福格特（Karl Vogt，1817—1895）以及荷兰生理学家和哲学家雅•摩莱萧特 ...
周剑铭：作为阐释学的“生活儒学”
“生活”与“儒学”都是两个大概念，各自俱微言大义的深度和纷纭复杂的广泛理解，但这两者是可以相互阐释的：以儒学来阐释生活，生活就是中国文化的现实；以生活阐释来儒学，儒学就得到了现代性。这种阐释也使中国传统的学术方法既能吸收西方学术理论的既有成就，也能发挥中国学术自身的特征。黄玉顺先生的“生活儒学”所做 ...
许耀桐：从胡总书记“网聊”看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
胡锦涛总书记与网友在线交流，是平民、亲民的举动，说明这是一种公民政治，民众都有平等的权力参与政治。会对我国政治体制的改革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在思维方式、工作思路和领导风格等方面，都具有带头的作用。 ...
刘利华：“和谐哲学铁三角”的意义
哲学时常被人视为是一种形式的、空无内容的知识；人们完全没认识到，在任何一门知识或科学里按其内容来说可以称之为真理的东西，也只有当它由哲学产生出来的时候，才配得上真理这个名称；人们完全没认识到，其他的科学，它们虽然可以照它们所愿望的那样不要哲学而只靠推理来进行研究，但如果没有哲学，它们在其自身是不能有 ...
陈潭：乡镇公共服务供给的体制困境与转轨路向
处于压力型体制末端的乡镇公共服务供给仍然存在着主体不明、职责不清、能力不足、程序不顺、效果不佳的缺陷。乡镇政府要成功实现治理的转型，就必须建立角色明晰、结构合理、责任明确、充满效能的现代乡镇制度。 ...
许允仁：灾难在何种意义上才会促成国家的进步
民族和国家的健康成长，不在于营造万众一心的炽烈的广场效应，而在于它能否将自己建基在人与人之间永恒存在的先天法理的磐石之上，在于它能否使自己的每一个行为都是出于保护公民权利的需要，从而获得公民的理性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