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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旭峰:“司长策国论”:中国政策决策过程的科层结构与政策专家参与
在中国,动员决策资源能力最强的是那些处于中国政府科层结构中的司局级的官员。由于"司长策国"现象的存在,中国内的政策专家与不同行政级别政府官员的网络关系对实现政策影响力的贡献是不同的,其中司级官员网络对政策专家的帮助最大。 ...
许纪霖: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
新三级知识分子开辟了何种精神传统?将给后人留下什么样的历史遗产?在人生进入收官阶段的我们这代人,或许都应该忙里偷闲,静下心来想一想。历史将会浓墨重彩地为我们记上一笔:或者是光荣与梦想,或者是耻辱与庸俗。 ...
许耀桐:关于政治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
要继续和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并非易事。在怎样认识和对待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现在还存在不少不同的看法,形成若干焦点问题。笔者认为,当务之急应从思想上很好地解决怎样正确看待这些焦点问题。 ...
张鸣:腾讯和360的撕咬咬到了谁?
中国的网络,是多事之地。网民打架,早就司空见惯,公司间的争斗,也是家常便饭。一般来说,网络不是城门,它失火了,不会殃及池鱼,也就是说,如果不会围观者主动请缨参战,断不会被溅上一身的水或者血。但是,腾讯和奇虎360这两个网络软件巨头的争吵,却让无辜的网民遭了殃。两个巨头的纷争,据说已非一日,腾讯说,3 ...
李猛:理性化及其传统:对韦伯的中国观察
西方理性化这样一种反传统的“传统”,根源于伦理先知对自然人伦关系的怀疑和拒弃,以及相应对陌生人构成的“博爱共同体”的向往。而现代中国人生活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在对抗历史命运的自由努力中重建具有内在精神气质的“伦理秩序”。 ...
萧功秦:中国模式优势背后面临五大困境
在保持执政党执政地位的历史连续性与正当性的同时,保持政治稳定下的社会多元化,从多元化的成果中来吸取政治稳定的社会资源,使中国可以渐进地走出威权主义,走向民主政治。这是中国模式最好的发展前景。 ...
罗斯·特里尔:可能引发中国崩溃的四个触点——中国选择性失败的可能情景
有哪些因素可能招致中国的挫败呢?最大的可能是廉价劳动力、出口导向和追随西方技术这种发展模式的衰竭引发长期的经济衰退。第二个触发因素是自下而上的社会抗议。第三可能是中国西半部爆发严重骚乱。最后可能是中国在其五个侧翼上的军事冲突。 ...
孟令伟:关于人口问题的钩沉和思考
中国人口问题及其有关体制和政策牵动着社会方方面面,对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生育是人的自然权利,生育权更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人口政策是关乎全体国民整个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盛衰兴败的第一大事,应征诸国民,开放政策,至为根本。 ...
程广云:学术打假何以为继?
在打击假冒伪劣商品、反伪科学、学术打假后,打假的关键是要解决制度问题,要制定法律,明文规定实施什么行为,达到什么程度应当承担相应责任,受到相应处罚,使得打假从非制度化行为转化为制度化行为。其中更为或者最为关键的问题是杜绝一切政治造假行为。 ...
赵树凯:维护稳定的根本出路是加快政府改革
暴政摧毁老百姓的信心。这几年推出这么多的惠民政策、社会保障政策,为什么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度还这么低?腐败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根本出路,不是加快经济发展,而是建立新的利益协调机制,而建立这种机制的途径就是政府改革。 ...
杨祖陶:两代人的高考故事
我国的应试教育的高考已经走到尽头,各种改革的设想与措施正在应运而生,高考改革又是与整个教育体制相联系的.从我外孙女经历法国高考的一滴水中,或许也能折射出“他山之石”的可借鉴之处。 ...
袁伟时:苦难来自落后和封闭——圆明园罹劫150周年祭
国界大约只剩下地理意义,中国人梦寐以求的大同世界也许就会呈现在人们面前。作为饱受侵略和压迫的国家,中国人应该记住历史。不过,应该如实记住:苦难不仅来自外来侵略者,更来自自己的落后和封闭。 ...
季卫东:“程序共和国”宣言
与其强调特定价值的意义,毋宁通过价值中立的程序性规则和沟通行为寻求 “重叠共识”,化解宗教性的“诸神之争”。只有当公正程序具有相对于目的和手段的优势时,价值的独善性才不至于膨胀到不容许社会进行自由选择和更加合理化选择的地步,真正的共和国才能实现。 ...
徐湘林:转型危机与国家治理:中国的经验
根据中国三十年的治理模式转型的经验及其发展趋势,中国转型期的危机不一定必然产生西方学术界的某些观点所认为的“制度瓦解”的结局。相反,更可能会通过危机—体制改革—适应的推进模式这样一种渐进的循环过程重构出一种新的相对稳定的国家治理的制度体系。 ...
辛亥革命100周年启示录
一百多年来,国人对于宪政的追求,未尝隐匿,无需害羞,只要阳光照得到,就必定反射在人间,正如孙逸仙尝云:天下大势,浩浩汤汤。又正如毛泽东所言:这不是阴谋,这是阳谋。中华民族错过了很多机会,中华民族还有很多机会。这就是我们纪念辛亥革命的意义。 ...
许耀桐:县政改革改什么?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目前应以地方政治体制改革为重点,具体地说,应以县级政治体制改革作为切入点。县政改革可以选择试点,在县级范围内进行系统、综合、全面的改革。应贯串“四化路线”,从“八个方面”展开,即实行“四化八面”的改革。 ...
谢伏瞻:充分挖掘我国内需的巨大潜力
“十二五”期间,我们必须正确处理内需与外需的关系,既要坚持把政策着力点放在全面扩大国内需求上,充分发挥我国经济回旋余地大、内需潜力大的优势;又要认真实施稳定外需的政策,稳定和扩大国际市场份额,推动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格局。 ...
吴晓求:大国经济的可持续性与大国金融模式
大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一个与大国经济结构相匹配的大国金融模式。对中国来说,美、日两国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重视。构建一个具有强大资源配置功能且能有效分散风险的现代金融体系,以实现大国经济与大国金融的战略匹配,是金融危机后中国面临的战略任务之一。 ...
韩钢:“周惠谈话”辨伪
仅有民主的“氛围”是远远不够的,更根本的还在于建立民主的“制度”。不从制度的层面“总结教训”,而去追究彭德怀等人表达意见方式的“缺陷”,甚至以为这是“非常沉痛而又宝贵”的“教训”,笔者以为,这是南辕北辙。 ...
郭于华:建设社会 方能和谐
面对经济社会生活复杂化提出的挑战,面对社会溃败的严峻态势,我们应该去除社会恐惧症,以勇气和魄力重建社会。建设的当务之急是培育公民、生产自组织的社会、建立信息透明和民意表达的渠道,并形成对权力和资本的有效制衡,在此基础上形成多元化的社会治理模式。 ...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深刻认识并准确把握国内外形势新变化新特点,科学制定“十二五”规划,对于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郭树清:告别狭义的经济改革
我们既要看到现阶段存在的问题,又要清楚中国自身的特殊优势,要善于将经济效率、社会福利、公平的收入分配、竞争力的增强等目标和原则协调一致,有时甚至是相互妥协。总之,未来内容广泛的社会变革将取代狭义的经济改革而成为推动中国发展的主要动力。 ...
黄宗智:中国发展经验的理论与实用含义:非正规经济实践
中国政府今天所面临的战略性抉择,不是资本密集重工业还是劳动密集轻工业的问题,也不是简单的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计划还是市场的问题,也不是左、右一般所争执的社会公正还是经济发展的问题,而是怎样在支持大型公司的现实和支持低收入人群的改革之间探寻适当的调整。 ...
周弘:当今的“诺贝尔和平奖”与世界和平事业相关吗?
诺贝尔和平奖评委会并不只是致力于将自己的偏颇强加于人,而是在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武器,打击真正爱好和平、致力于和平事业的人士。它们借助诺贝尔科学奖项的世界声誉,兜售诺贝尔和平奖的政治内容,以达到更加叵测的目的。 ...
许耀桐: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在哪里
在选择政治体制改革突破口的问题上,要避免单一性、多级性、高层性和浅显性,正说明政治体制改革突破口要求的是综合性、单级性、低层性和深刻性。从这样的四个要件来看,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突破口,最为合适的就是县级政治体制改革。 ...
郭馨:依法理性表达爱国热情
我们应当树立大国风范,让世界看到中国人的团结、理性、智慧与勇气,看到中国的坚定、开放、自信与自强。我们坚信,只要大家团结一心,共同奋进,将亿万国人的爱国热情化为强国行动,中华民族就一定会坚强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的祖国就一定会和谐发展繁荣富强! ...
刘坤:后富士康时代的中国社会传播关系:公众、企业、政府与媒体
2010年上半年富士康科技集团发生12起员工坠楼事件,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更有舆论将矛头直指富士康,称其为血汗工厂。这一系列跳楼事件实则折射出了中国社会存在已久的社会危机:政治危机、经济危机、道德危机与文化危机并重。本文旨在还原一个真实的富士康,通过对个案的分析,探讨“后富士康时代”中国社会中公众 ...
张志成:李刚为什么道歉?
李刚的道歉背后反映的是社会对司法系统的不信任,是试图直接行使司法权、以保证公平的强烈意愿。这更应该以强化对舆论的法律规制(不是管制),强化法院的制度建设为呼应手段。简单地以呼应社会舆论来应对,导致的可能是不可收拾的法治困境。 ...
崔之元:论“重庆经验”
“重庆经验”正在以比香港更大的规模和维度上进行着“自由社会主义”的实验。正在进行中的重庆经验,可以初步概括为“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并进”。如果进一步和“社会分红”实验相结合,可能会有更令人兴奋的发展。 ...
叶皓:公权力形象研究:政府新闻学关键词
不管我们的官员是否愿意,是否已经做好准备,媒体、网络对政府的监督力度只会越来越大,这一趋势是不可逆转的。有人说在网络中,官员成了弱势群体,这反映了网络监督的力量。只有在网络和媒体的监督之下,我们的官员才能真正从“主人”回归到“公仆”的本来地位。 ...